嚴格講，在民國人心目中，是沒有“學區房”這個概念的，因爲那時候小孩上學不受戶籍限制，北京的學生可以到上海就讀，東城的學生可以到西城就讀，農村的學生可以到市區就讀，只要你能通過入學考試（在民國上小學也有入學考試），只要家裏出得起學費，想去哪所學校上學就去哪所學校上學。
但是民國學校在錄取上也有點兒不公平：每一所大學錄取新生，都是其附屬中學的學生佔優勢；每一所中學錄取新生，也都是其附屬小學的學生佔優勢。入學考試的考題都是一樣的，問題是附屬學校的老師往往參與考題編寫，知道每年的入學考試會出什麼考題，講課的時候捎帶着都把考試重點給學生講透了，所以附屬學校的考生更容易考出好成績。
教會大學錄取新生的時候就更加看人下菜碟了，像北京的燕京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每年錄取新生，都是優先選擇教會學校裏出來的學生。因爲教會學校的教材多用英語編寫，任課教師也多爲外國人，把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和口語能力鍛鍊得爐火純青，遠遠超過非教會學校裏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未必會念的學生。
由於上述原因，民國的家長們如果想讓自己的孩子考入某某大學，首先會想方設法把孩子送進該大學附設的小學和中學；要是想讓孩子將來進教會大學接受高質量的現代化教育（民國時教會大學的教學質量相對高過非教會大學），那就先讓他去入門級的教會學校就讀。
民國時代的交通條件遠遠沒有今天好，想讓住在西城的學生每天去東城上課，那是不可能的，爲了孩子上學方便，家長們必須把家搬到東城去，紛紛在東城買房或者租房，使學校附近的住房市場火爆起來。這樣一來，類似今日家長搶購學區房的情形也就在民國時代出現了。
比如說我們所熟知的臺灣女作家林海音，她很小的時候，父親想讓她將來能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於是把她送進當時北師大的附屬小學——廠甸小學，他們一家人也就搬到廠甸附近的椿樹衚衕定居了。再比如說我們熟知的大陸女作家冰心，她父親謝葆璋對教會學校嚴謹的校風和純正的英語口語教學抱有好感，讓冰心去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北京創建的貝滿女中（今日北京二十五中的前身）就讀，貝滿女中旁邊就是剪子巷，所以他們全家在剪子巷長期租房。
在民國時代，除了中小學生的擇校問題對住房市場造成影響以外，各大高校的大學生更是給學校周邊的房東和二房東帶來了滾滾財源。例如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學生在校內住宿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在校外的公寓裏租房。再比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上海大學，由於土地緊張，一直沒有自己的宿舍，連教學樓都是租的，學生們只能租住附近的民房。
1929年，海派作家祝秀俠寫了一篇《悵惘》，提到上海近郊的一個村落，村裏農民蓋了“平排五幢的房屋，專爲鄰近大學的學生寄宿”，房東爲了多收房租，把房間隔得很小，“簡直像火柴匣子一樣，放下一張書桌、一個藤籃和一鋪牀，已經是打不轉身”。相信今天在都市村莊租房的大學生讀到這段文字以後，會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