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春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彙編成的語錄文集，成書於戰國前期，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00年。
流傳
《論語》自戰國前期成書問世，因秦始皇下令“焚書”幾近湮滅不傳。到西漢初年廢焚書令，朝廷明令“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號召百姓獻書。魯人和齊人因各有師資傳習《論語》，形成不同的“師法”。魯人授〈魯論〉20篇;齊人授〈齊論〉22篇，多“問王”、“知道”二篇;另有魯共王毀壞孔子之宅發現〈古論〉21篇，從堯曰篇“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分立出“從政”篇。
西漢末，漢成帝帝師張禹先後學魯、齊論語，合二學爲一，篇題以〈魯論〉二十篇爲準，去〈問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西元二世紀中期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爲底本，參考〈齊論〉、〈古論〉，作《論語注》，定下《論語》今本，〈齊論〉、〈古論〉不久亡佚。不到百年後，三國時期何晏把鄭玄本及其反對派的觀點編成了《論語集解》。南北朝時代，皇侃受佛教的影響，編成《論語義疏》。南宋朱熹《論語集註》爲宋代理學興起後，《論語》義理闡釋的典範。
今本據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統計，約1萬2千字。
2016年中國考古學家宣佈於江西省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內出土文物中發現〈齊論〉竹簡，其中包括以“智道”(即“知道”)爲題的篇章。
主要內容
《論語》是儒家經典之一，是一部以記言爲主的語錄體散文集，主要以語錄和對話文體的形式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審美、道德倫理和功利等價值思想。
《論語》內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後期孔子設壇講學時期，其主體內容就已初始創成;孔子去世以後，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代代傳授他的言論，並逐漸將這些口頭記誦的語錄言行記錄下來，因此稱爲“論”;《論語》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稱爲“語”。清朝趙翼解釋說：“語者，聖人之語言，論者，諸儒之討論也。”其實，“論”又有纂的意思，所謂《論語》，是指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記載下來編纂成書。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作爲儒家經典的《論語》，其內容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範疇：倫理道德範疇——仁，社會政治範疇——禮，認識方法論範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折中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孔子確立的仁的範疇，進而將禮闡述爲適應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係與待人接物的規範，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論語
成書過程
《論語》是孔門弟子集體智慧的結晶。其編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貢，他們憂慮師道失傳，首先商量起草以紀念老師。然後和少數留在魯國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完成。
清代學者崔述則對《論語》的成書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論語》前後十篇在文體和稱謂上存在差異，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稱“孔子對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問則稱“子曰”，表示有別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後十篇中的《先進》《顏淵》等篇，答大夫之問也皆作“孔子對曰”，故懷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稱“子”不稱“孔子”，門人問學也不作“問於孔子”。而後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稱孔子，《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與《論語》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採之他書者”。受崔述的影響，以後學者繼續從《論語》前後十篇用語、稱謂的差異對其成書作出判斷，有學者甚至認爲《論語》最初只有單獨的篇，其編定成書，要在漢代以後。
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轉引鄭玄注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這一說法在郭店簡中得到旁證。郭店一號墓不晚於公元前300年。郭店簡“《語叢·三》簡引述《論語》，更確證該書之早”。《語叢·一》引用子思子《坊記》內容，而《坊記》還引用過《論語》的內容。“《語叢》摘錄《坊記》，證明《坊記》早於戰國中期之末，而《坊記》又引述《論語》，看來《論語》爲孔子門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說還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稱子並不奇怪，子指老師，對儒家學子除了師承之外亦有掌門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閔子亦稱子，冉子、閔子早逝，故師承的儒家掌門，只能是曾參，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顏回，雖然被尊奉，但由於早死，沒來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記載，故不稱子，可能是家人所記。原憲、漆雕開，雖然收徒，世稱子思子、漆雕子，但《論語》所記，亦不是弟子記載，故亦不稱子，多半是師兄弟偶而提及。
《論語》既是語錄體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爲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彙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論語》的作者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裏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張篇第十九》：“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這一段又像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裏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啓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餘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麼，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爲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爲“子”，背後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後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後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作品鑑賞
《論語》多爲語錄，但都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不僅篇幅較長，而且注重記述，算得上一篇結構完整的記敘文，人物形象鮮明，思想傾向通過人物表情、動作、對話自然地顯露出來，具有較強的藝術性。
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論語》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則。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記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的表現之一爲克己復禮，有所不爲);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己與人之間的關係，以欲施做答，欲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之取捨，施是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實踐，用好心壞心來說，要防止好心辦壞事，就要慎施);答司馬牛“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牛則答以細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個問題，內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爲“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聞斯行之。”因爲“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的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還有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時語言淺近易懂，接近口語，也是一個特點。
後世影響
《論語》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被尊爲“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資料。南宋時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書”，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間，科舉開始以“四書”開科取士。此後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務運動，廢除科舉之前，《論語》一直是學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三經。”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論語》中保留了一些人們對孔子師徒的批評諷刺，有的作了辯駁，有的沒有回答。其駁議辯難部分對後世很有影響，如《答客難》等設爲主客問答進行辯難的小賦，都從《論語》受到啓發;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現了儒家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對“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積極奮進精神的讚揚。
版本考證
《論語》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古時稱爲方術士，擅長祭祀，算命等)，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三種不同的本子：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二十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文論語》(即《古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爲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魯論語》和《齊論語》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了《魯論語》，後來又講習《齊論語》，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爲一，但是篇目以《魯論語》爲根據，“採獲所安”，另成一論，稱爲《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爲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爲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是用的《張侯論》。此本成爲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東漢末鄭玄又以“張侯論”爲底本，參照《齊論》《古論》作《論語注》，遂爲《論語》定本。
孔壁中書本《論語》由孔安國定。當孔安國向漢武帝獻書時，正值“巫蠱事件”，朝廷將這批書退還給孔氏，“其學於是在孔家流傳”。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爲《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僞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僞》認爲就是何晏自己的僞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僞》又認爲出於王肅之手。
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以《張侯論》爲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侯論》。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爲“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採之以入《魯論》爲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爲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着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論語》的版本之爭實際上就是真僞之辯。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出土有竹簡《論語》。2016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了約五千枚竹簡，考古人員在這些竹簡中發現了失傳已久的《論語·知道》篇，並初步斷定屬《論語》的《齊論》版本。
歷代注本
《論語》與《孝經》都是漢初學習者必讀之書，是漢人啓蒙書的一種。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論語》。漢朝人所注《論語》，已亡佚殆盡，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注爲較多，因爲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隻存於《論語集解》中。《十三經注疏·論語註疏》就是用三國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注《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經義考》、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疏證》。
兩千年來，爲《論語》作註釋的書籍不勝枚舉。據統計，歷代研治《論語》的專著不下三千餘種。可惜的是，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流傳有序且影響較大者有：一、漢鄭玄《論語注》;二、魏何晏《論語集解》;三、樑皇侃《論語義疏》;四、宋朱熹《論語集註》;五、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六、民國程樹德《論語集釋》。
專家指出，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關於《論語》的註釋性著作有四部書最爲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編纂的《論語集解》，它是兩漢、三國時期經學家研究《論語》的結晶;二是樑皇侃的《論語義疏》，它囊括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家對《論語》的發揮;三是南宋朱熹的《論語集註》，它是兩宋時期理學家《論語》精義的薈粹;四是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集清代考據學《論語》研究成果之大成。上述四部《論語》註釋代表了《論語》研究的四個階段，同時也代表了四種研究方法，是現代研究《論語》基本資料。
著名註疏
民國以前
《論語鄭氏注》：鄭玄註釋，宋朝佚失，清以來有不少輯佚本，1900年後在敦煌和吐魯番發現唐寫本多種。
《論語集解》：何晏等人所撰。
《論語註疏》：十三經注疏之一，由清朝官員及學者阮元主持。版本來源於曹魏何晏作的注《論語集解》，以及北宋邢昺作的疏。
《論語義疏》：南朝皇侃
《論語集註》十卷：南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是朱熹數十年心血之作，影響之後數百年，既講義理，又重訓詁。
《論語正義》：清劉寶楠。清朝儒生多不滿意唐宋人對於經典的註疏，此書徵引廣博，劉寶楠生前未完成，由其子劉恭冕完成。
民國後
《論語集釋》：程樹德編撰，是論語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
《論語疏證》：楊樹達
《論語新解》：錢穆
《論語今注今譯》：毛子水注譯，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經典文叢》之一，風行海外，影響數代大學生、中學生。
《論語今讀》：李澤厚
《論語講要》：李炳南
《論語譯註》：楊伯峻譯註，反右運動前寫定，1980年再版後頗受好評，爲中華書局暢銷書。
《〈論語〉批註》：北京大學哲學系1970級工農兵學員編寫，爲文革時期“批林批孔”的產物，內部發行。
《論語別裁》：南懷瑾
《論語註譯》：杜道生
《論語通釋》：王熙元
《論語通譯》：徐志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因其被列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語文新課標》指定必讀書目，所以有一定影響力。
《論語新注新譯》：楊逢彬2016年著作。
評價
黑格爾：“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譯者賀麟注)，裏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處的東西。 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至於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爲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如他的書從來未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
考古發現
2016年8月，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竹書《論語·知道》篇，很可能屬於失傳了1800年《齊論》版本。在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居延漢簡中也有釋文相同的《論語》簡牘，幷包含其他的孔子語錄，或爲《齊論語》的失傳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