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書鐵券，指的是古代帝王頒授給功臣、重臣的一種特權憑證，又稱“丹書鐵契”，亦即民間敘事中所說的“免死牌”、“免死金牌”。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鐵券是一種外形狀如瓦筒，在其兩面陰刻文字，並以金鑲嵌其字的鐵製器物。是古代君主爲了顯示其永久流傳之意，將誓約刻於鐵製的瓦形器上，頒賜給功臣及其後代的一種互爲誓言約定的憑證。主要作用是給予被賜予者享有的某些權力及榮譽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免死之功效。
在史料中也被稱作“丹書鐵契”“丹書鐵券”“金書鐵券”“誥券”“世券”等，雖有名稱變化，但因其材質多爲生鐵，是以皆可統稱爲“鐵券”。
一、兩漢時期
最早關於鐵券的記載是漢高祖十二年，丹書鐵契，即鐵券，就是以鐵爲契，用丹色顏料在其上書寫誓言。
顏師古說：“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重慎之義。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於鐵券，盛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可見鐵券在其肇始之初，在政治上就已經受到了極高的重視，成爲統治者鞏固統治與獎勵功臣的契約憑證。
東漢範昇曾贊漢初給功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是“厚下安人長久之德”的舉動，是漢朝“桑世十餘，歷載數百”的重要原因。到漢桓帝時，“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有玉印、珪、璧、鐵券”，可以知道鐵券在東漢時期依舊沿用。
雖然兩漢皇帝爲拉攏功臣之心，在鐵券誓言中言之鑿鑿的說：“使黃河有帶，泰山若確，圃以永存，爰其苗裔。”但券文中並沒有明確刻寫免罪與免死的條文。故此獲賜鐵券的功臣一般都會因一些比較小的緣故被問罪懲戒，更不用說赦免罪責。趙翼認爲漢代的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
司馬遷說:“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矣。”至於功臣的子孫後代就更不會擁有免罪的特權，只要稍微觸犯刑律，就會被問責懲處。例如陳平後裔陳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由此可知漢代鐵券並沒有之後免死的作用，僅是皇帝拉攏功臣，彰顯其勳爵的手段和允其世襲爵祿的一種榮譽與契約憑證。
二、魏晉南北朝
1.君臣互信
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紛爭，鐵券成爲軍國大臣與統治者間互相取信的重要信物。被賜予者的範圍擴大化，不再只是功臣，還增加了鐵券最重要的一個現實功能——免罪、免死。首先，北魏時期的鐵券和兩漢鐵券相比，開始有了免罪免死的特權。
持有鐵券的“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馮太后臨朝聽政之時，爲鞏固自己的權力，提拔杞嶷、王遇、張佑、苻承祖、王睿等宦官寵臣，不僅將他們短時間內封爲公侯宰輔，又賜“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馮太后還因元丕有功，“特賜丕金券”。
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廢太子恂與元隆、穆泰等人密謀造反，被孝文帝賜死。元丕也受到了這次謀反的牽連，但被免死就是鐵券免死功用實現的表現，當然也是因爲他並非主謀的緣故。劉騰、元叉也向靈太后索鐵券，希望得到免死特權。
到西魏北周之際，鐵券開始有了具體免死次數的規定。西魏大將李穆在河橋之戰中救了宇文泰的性命，所以後者又特地“賜以鐵券，恕以十死。”
2.招降納叛
其次，鐵券還與招降納叛、異族相安聯繫起來。東晉時期，天門與武陵溪蠻反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使得數郡得以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而應詹管轄之地獨自保全。
北魏明帝孝昌年間，北地邊鎮起兵叛亂，楊津用朝廷頒賜的二十副免死鐵券爲條件，寫信策反了以叛軍首領之一的元洪業爲首的衆人，在他們除掉另一位叛軍首領毛普賢后，及時平定了這場叛亂。
除了對降將、叛亂者給予鐵券，以安其心外，南北統治者之間也用鐵券來拉攏收買對方統治下的勢力。北魏統治下的仇池氐、羌統帥“蛩廉、苻忻等受劉宋官爵鐵券”後，反叛了北魏。北魏太祖也“密賜乾運鐵券”，所以在尉遲迥攻打蜀地到涪水時，楊乾運主動獻出了潼州。
另一位蜀地將領任果也因依附較早而被“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當然，用鐵券作爲招降的工具，也有不被認可之時。嚴愷是巴州刺史知嚴始欣的族子。北魏莊帝在誅殺爾朱榮後，遣使“齎鐵券賜世隆”，爾朱世隆言：“今兩行鐵字，何足可信!”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鐵券較兩漢時期有了更多變化。鐵券不再只是賜給功臣勳爵的榮譽憑證。這一時期被賜予鐵券的人數量更多、更廣泛，功臣、宦官、叛臣、降將皆可授予，其免死免罪等特權也被逐漸的認可。
三、隋唐五代
1.褒獎功臣
隋唐五代時期，鐵券主要的功能——表彰與免罪其實已經確定下來，與前代相比已無較大差異。但唐代中後期鐵券的頒賜呈現氾濫的趨勢。至神龍元年，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政變”，迎立唐中宗，復唐國號。
唐中宗“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但此次鐵券的頒賜，對免死不僅有次數限制，還規定了免死的條件，即被賜予者不能參與叛逆，否則不能赦免。
景雲二年，劉幽求因在唐睿宗繼位過程中立下功勞。安史之亂後，在寶應元年，唐肅宗封李光弼爲臨淮王，並“賜鐵券。”廣德元年，唐代宗對郭子儀和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田承嗣等人論功行賞，誓以不死，並“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
隨着藩鎮割據局勢的加劇以及中央力量的衰弱，唐後期封賞鐵券的頻率越來越高。尤其唐僖宗和唐昭宗時代，二帝被亂兵所逼，不斷出逃，在安定後就封賞了一大批護駕有功的臣子。光啓元年，沙陀逼近京師，唐僖宗出逃至鳳翔，朱玫等人率軍來圍。孔緯向李昌符借來兵馬，護送僖宗安全到達梁州。
等到平定朱玫，從帝還京，孔緯被“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王行瑜也因斬殺朱玫，平定京城之功，被唐僖宗“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賜鐵券，恕十死罪。”
宦官杜讓能也因護衛僖宗的功勞，被“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仍賜鐵券。”文德元年三月，僖宗駕崩，宦官楊復恭因謀冊立唐昭宗有功，被“賜鐵券”。類似的受賜者還有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鎮國、匡國等軍節度使韓建、鎮海軍節度使錢鏐等人。
2.撫慰降將
它被統治者用作憑證，招降敵將、安撫藩鎮。唐初，隋將堯君素駐守河東，唐軍攻其不下。爲勸說堯君素投降，“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在劉武周死後，其部曲多爲苑君璋所統帥，高祖派遣使者招降，“賜鐵券，約不死。”
苑君璋在唐與突厥的招攬間搖擺後，率領部曲降唐。但是從唐玄宗天寶年以後，尤其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割據嚴重，鐵券逐漸有了新的作用——安撫藩鎮。天寶七年，“六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賜實封及鐵券。”
廣德元年，唐代宗因僕固懷恩有平定安史之亂之功，“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建中二年，當時各地藩鎮之間相互猜忌，阻塞通途。唐德宗爲了向全天下昭示恩信，安定諸藩，“乃加崇義同平章事，且賜鐵券誓之。”興元元年二月，唐德宗下詔加李懷光爲太尉，賜鐵券，赦免三次死罪。
“懷光怒曰：‘人臣反逆，乃賜鐵券，今賜懷光，是反必矣!’乃投之於地。”是時，因各種前車之鑑，中央與地方藩鎮之間毫無信任可言。如玄宗賜安祿山鐵券、代宗賜僕固懷恩鐵券、德宗賜樑崇義鐵券，本意皆爲安撫，但此三人皆在被賜鐵券以後，陸續的起兵反叛，但也兵敗身死。
此時鐵券已經在起伏不定的叛亂中從榮譽、功勳以及免死的象徵變成了朝廷對地方藩鎮不再安心時的一種警示與安撫，反而會提高藩鎮對朝廷的警惕，鐵券信譽憑證的性質也逐漸不再被藩鎮認可。
3.安定異族
除了對功臣的賞賜、招降敵將，安撫藩鎮之外，唐代的鐵券還有安定周邊異族，互爲約束的作用，是當時重要的羈縻綏靖政策之一。
麟德二年，唐朝在幫助新羅抗擊高麗、倭寇之後，“與新羅王會於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乃作金書鐵券”，將劉仁軌所作誓詞刻於其上，藏於新羅廟中。武后時，吐蕃首領“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皆賜鐵券，禮慰良厚。”
開元二年，契丹都督李失活因爲默啜政衰，率部落來歸附，唐玄宗賜給了他們丹書鐵券。天寶初，封石國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並賜鐵券。”護蜜國王子頡吉匐也因“請絕吐蕃”，被玄宗“賜鐵券。”總而言之，唐代中央賞賜的鐵券數目衆多，其免死次數從早期的一兩次不斷增多到後期的十次。
但是唐代帝王卻沒有將鐵券上的免死特權當真，其從開始就已經只是一種形式。開國功臣劉文靜在武德末年被殺、裴寂被太宗流放於靜州。神龍二年，武三思誣構桓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言“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中宗以“彥範等五人嘗賜鐵券，許以不死”爲由，使五人免除了族滅的懲處，但亦被流放。
景福二年，李茂貞逼昭宗誅殺杜讓能，杜讓能受賜自盡。因此，鐵券這種本就形式性大於實用性、沒有絲毫神聖與權威性的賞賜，隨着唐代中央集權的衰落，越來越不被世人所認可，作用也越來越小。後唐同光二年，唐莊宗在正月賜郭崇韜“鐵券，恕十死”、二月賜李嗣源鐵券。同光三年，莊宗對朱友謙“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
結語
總體而言，明朝以前的鐵券頒賜、形制、內容、規格皆仰仗統治者需求，並未形成固定統一的制度。直至明朝，朱元璋纔在唐代鐵券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專門化的鐵券制度。
但清朝建立後，不再將“鐵券”用作因軍功封爵的憑證，而是用“鐵帽子王”這一稱呼來指代諸王中某些可以世襲罔替的王爵。乾隆三十九年，“功封之王世襲而爲鐵帽子王、恩封王降襲的制度確立”，鐵券制度因而廢止，從此退出了中國古代歷史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