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明清皇帝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明代拿大臣沒辦法，爲啥清代皇帝卻可以把他們收拾得服服貼貼?
很好理解，打個比方：
一個企業裏，業務骨幹團隊基本是打工仔;對於這些人，老闆即使看着再不順眼，也不敢跟他們撕破臉;
但在另一種企業，老闆和自己的親戚、兄弟把控着絕大部分業務，對於那些打工仔自然不需要多麼客氣，基本上是頤指氣使，一副愛乾乾、不幹拉倒的嘴臉。而且就算老闆態度惡劣，這些職業打工人爲了飯碗還得逆來順受、沒啥脾氣。
明代、清代分別屬於上述兩種情況，它們代表着中國古代傳統文官體系的扭曲與崩潰。
中國古代的文官制度，始於漢武帝。西漢初期的政壇，本質是以功臣、宗室、軍人爲主體，雖有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察舉制，但並不成體系。直到漢武帝時期，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古代社會首次建立了系統的教育制度，並將其與朝廷選官(徵辟、察舉)相結合，創建了遙遙領先於世界的文官制度。
這一體系隨之被後世的歷朝歷代視爲“成法”。無論任何朝代，就算它打天下時的手段再暴力，到了治天下時必定會轉而尋求建立文官體系。即使是我們印象中最混亂殘暴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同樣如此，無論劉淵、石勒、苻堅、姚萇、慕容俊......他們雖然以暴力立國，但形勢穩定後基本都會廣建學校、禮遇儒生、仿效中原制度。
一直到宋代，但凡穩定時期的王朝都會高度依賴士大夫集團的力量。帝王與官僚集團之間，基本上是合作但制衡的關係。
他們有傳統君臣禮法的的約束，雖然等級分明，但除非遇上昏君、暴君，雙方都會保持基本的禮儀，帝王稱呼臣子，要麼稱“卿”、對方的字，要麼以職務替代，極少有直呼其名的。
但爲了維護皇權，帝王也會對官僚集團進行制約，除了以法律手段進行管束、懲治外，還會藉助其他羣體來進行制衡，兩漢的外戚、宦官，初唐的關隴貴族集團、後期的宦官，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這種作用。(姑且不管這些手段是否科學)
宋代時期是古代文官政治的巔峯，隨後的元代則迎來了低谷。
元代的政體更像先秦時期的貴族封建制，它的核心統治羣體是蒙古貴族軍人，緊隨其後具備較高社會地位的依次是僧侶、商人、工匠;過去上千年中在政治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士大夫，彷彿突然淪爲了邊緣人。在初期，元代帝王把讀書人視同精通一門學問的工匠;後期雖復設科舉制，但基本是有名無實，科舉結果並沒有延伸到政治中去。
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一種後果：推翻元代、建立新帝國的，是一羣發動起義的農民;而在過去，實現王朝更迭則幾乎都是具備士大夫身份的地主階級。
所以，明代初年有點類似於當初的西漢初期，平民階級掌權後，面對着如何治理國家的難題。但明代的優勢也很明顯：有着過去千年歷史經驗的指導，不需要西漢那樣摸着石頭過河。
但明代卻走向了歧途。
首先，西漢初年成爲國家治理中堅的功臣集團，在明代時幾乎被屠殺殆盡。
隨後，明代君主像過去歷代那樣，依靠士大夫集團的力量來治國。他們重視儒生，在府、州、縣、衛各層級都建立了學校，規模之大、人數之衆，遠超唐宋;科舉出身的官員地位崇高，佔據了各級官僚機構，還專門在中央設立翰林院培養高級人才;明代鼓勵人們上書言事，朝廷諫官的威力遠超過去歷朝歷代。
通過朱元璋、朱棣兩朝，明代已經建立了一個高效的文官政權，知識分子通過完備的體系輸送到各級權力機構，並且具備表達自己意見的合法權利，這就是明初興盛的機制性優勢所在。
然而，明代君主卻走向了一個矛盾局面：離不開士大夫，卻又對他們極端防備、苛責。
朱元璋爲了削弱臣權，開創歷史先河、廢除宰相。自從秦朝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士大夫首腦，至此被廢，封建統治進入了君主獨裁時代;
同時，“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鑑於自己是農民出身，嚴刑峻法大多用到了帝國的官員身上。歷代明代皇帝先後設立了錦衣衛、東廠、西廠，等於在正規執法機構之上，又設立了專門爲自己服務的執法隊伍，專門逮捕、審問官員，動不動酷刑加身、乃至殺害。
更加嚴重的是，在明代時，大臣被當朝“廷杖”成了常態。葉伯巨稱：“今之爲仕者，以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大才子解縉也說：“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
過去在王朝體系中備受尊重的讀書人，如今竟被當朝打屁股、被私刑虐待，而且他們還是帝國的治理主體。久而久之，離心力逐漸滋生，雖然總有部分心懷天下、直言抗爭的硬漢，但結黨營私、謀求私利漸成風氣，人心的崩潰直接加速了明代的墜落。
隨後的清代則是另一幅情形。
清代沿用明代舊制，不設宰相，以便加強君主獨裁。其下的經略大臣、大將軍、將軍等實權崗位，大多由滿蒙貴族、宗室擔任。(直至清代滅亡，擔任大將軍的漢人僅有嶽鍾琪)
其他官員設置，則延續了元代的做法，有滿、漢之別，絕大部分時期，滿、蒙臣都掌握了實權。
君臣之間的尊卑關係，則達到了古代歷朝歷代之最。明代皇帝雖然對大臣動輒打板子，但在平日裏好歹也會稱“卿”，處理政務時也可以坐而論道;每逢大的活動，頂多四拜、五拜。
而清代時期，皇帝直接叫大臣爲“爾”，臣子彙報工作時必須下跪，並且還首創了三跪九叩的隆重禮節。滿、蒙大員上奏，自稱“奴才”，想必是以此示範如何向皇帝忠順。
至於肉體與精神懲罰方面，清代與明代相比，同樣有過之而無不及。
皇太極、順治帝在位期間，出於奪取天下、穩固統治的目的，曾經重用儒生、開科取士。
隨着入關後大局已定，清代統治者開始對士大夫進行殘酷打壓，文字獄盛行，大興科場案、江南奏銷案導致上萬人被牽涉其中。其中目的，並不僅僅是爲了打擊、馴服儒生，也是考慮到明代晚期士大夫弄權亂政、加速了政權敗落，因此刻意收拾這波人，以取悅那些曾經被受其害的老百姓。
康熙後期以及雍正在位期間，藉由文字獄對士大夫大興屠戮已成常態，乾隆年間仍無好轉，“一把心腸論濁清”這種詩句都能成爲大逆之罪。直至晚清前，在這種持續的精神與肉體雙重高壓政策下，傳統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極其低下，再也沒了對抗皇權的精氣神;想撂挑子不幹?後面大把人排隊。但隨之而來的，也是統治集團的整體墮落。隨着西方列強的到來，天朝上國的幻想破滅，百年浩劫由此開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