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黃金的數量較西漢時期少了很多，爲什麼會這樣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東漢黃金“驟減”之說在宋代就已出現有關漢代黃金問題的討論，明清之際學者也多對該問題有過分析。《中國貨幣史》中首次對比了西漢與東漢的賜金數量，據他統計，西漢一代的賜金數量多達899530斤，東漢一代的賜金僅有21740斤，僅佔西漢一代的2%。這一觀點被後世大部分學者所採納，之後但凡探討兩漢黃金問題，皆以此作爲依據，進而提出了西漢多金而東漢黃金“驟減”乃至“消失”的說法。東漢黃金“驟減”的前提從邏輯上應首先肯定西漢多金，學界對這一前提條件產生過不同的爭鳴，雖絕大部分學者都認同這一觀點，但也有部分學者對此觀點存疑。
一、學者的考究
1.黃金的消耗
呂思勉認爲“史傳所載漢世黃金之多，亦不可盡信”、龔鵬九從計量單位對此進行了否定。甌燕、葉小燕從黃金等價物的觀點出發也否認這一觀點。王剛認爲西漢黃金與其說是多，不如說是集中。杜勁鬆認爲黃金週轉機制的存在是造成西漢多黃金的根本原因。秦暉、李光偉認識到西漢賜金多是集中於武帝一朝的軍功賞賜，若作爲特例排除，則西漢賜金總量不如東漢多。秦風崗注意到僞金問題，他認爲西漢皇帝動輒千萬斤的賞賜均爲僞金。更多學者是在西漢多黃金的前提下討論東漢黃金的減少，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最多也最爲持久，以下將學界對其減少原因的觀點概括爲五種說法分以論述：第一是佛寺消耗說。這一說法從宋代開始就有人提出，一直持續到清末，近代被學界否定。
最早在《宋史》中提出，宋太宗問宰相杜鎬爲何漢代賞賜多黃金，現在卻爲難得之貨。杜鎬回答“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認爲西漢時期佛教尚未傳入，所以黃金多且價格低賤，後世黃金變少則是由於佛教興起後多用以造像或法器之故。顧炎武在論述漢代黃金問題時也借用杜鎬的意思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提出“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
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也認同佛寺消耗說。陳讓分析了爲何漢代黃金如此之多，後代卻日益變少而且價格漸貴，引用了宋太宗和杜鎬的問答和趙甌北的推斷認爲後世黃金日益減少的原因在於塑像塗金。
千家駒、郭彥崗以及劉叔鶴同樣認同此說。但近代大部分學者如李祖德、秦暉、彭信威、唐任伍等都對此觀點持否定態度。第二是黃金系銅說。針對東西漢黃金賞賜量差異巨大的情況，部分學者對西漢所賜黃金的性質產生了質疑，即西漢賞賜的黃金是真正意義上的黃金還是貌似黃金的銅。由此產生了東漢黃金“驟減”原因之黃金系銅說。晉灼在爲《漢書》做注時就提出，西漢“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顏師古也認爲“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可見西漢賞賜之金，凡不言“黃”者，皆爲銅。
2.金其實是銅
郭沫若首先提出“一金”就是一兩銅的觀點，引起了學者們的批駁。如潘朝業，他從重量、成色以及與中亞國家貿易的角度進行論證，陳讓、胡珠生、薛亞玲、霍有光、秦暉、唐任伍等都反對黃金系銅說。第三是貿易流失說。彭信威認爲東漢時黃金的減少是由於貿易外流所致，東漢以後，由於黃金器飾化增加，貨幣性減退，只能用作儲藏。傅築夫也認爲對外貿易使得黃金輸出國外導致黃金變少，千家駒、郭彥崗、石俊志認同此說，勞幹也認爲“到漢代以後，海道貿易大通，國內產的黃金不再可以在國內長期累積，這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黃金的量不夠了”。
但是大部分學者均對此說持反對態度，比如葉小燕、胡珠生、秦暉、唐任伍等。第四是地下埋藏說。唐任伍在討論東漢黃金“消失”之迷時，最早把注意力轉向了西漢時期真正擁有黃金的那些富豪官吏的遺址，認爲黃金埋葬於此的可能性最大。張準梳理了東漢黃金“消失”的多種解釋，認爲這些解釋裏只有“地下埋藏”說處於難以證實也不能證僞的狀態。
而自從2015年海昏侯墓發掘出大量金餅之後，學界對東漢黃金“驟減”原因的研究出現了新論據，並提出了新觀點：認爲東漢時期大量黃金“驟減”的原因是由於黃金多被埋藏於地下。
陳靜靜認爲從海昏侯墓出土的黃金及金幣更多地充當着被貯藏的角色，用以滿足貴族日常生活消費爲大宗，認同黃金被埋於地下。唐任伍於2019年重新討論了西漢巨量黃金消失的原因及地點，他認爲黃金可能被埋葬於帝王陵寢，皇后、皇太后的墓室，公主、外戚的住地和墓室，分封諸侯王所在地，文臣武將的府苑和墓室以及漢代富商大賈的活動之地。劉瑞反對這一說法，他在整理各地大型墓葬出土黃金的情況後認爲在漢墓中並不多藏黃金，海昏侯劉賀墓中出土大量黃金的情況僅是特例，並不能據此而判定西漢黃金大量藏於地下造成東漢黃金量劇減。段敏鴿贊同劉瑞的說法，認爲海昏侯墓僅是個例。第五是散失民間說。
有學者認爲“東漢黃金散在民間乃爲貌似‘減少’的基本原因”。胡珠生認爲東漢黃金“消退”關鍵是在於王莽府庫七十萬斤黃金的散失。千家駒和郭彥崗贊同這一說法，認爲戰亂之時黃金或散入民間或被州郡豪強所佔有，而且當時的公私均樂於窯藏黃金。王凱旋贊同錢劍夫的說法，但他認爲東漢時期的黃金總數比西漢時要多，只是正史對於民間藏金的情況無從記載。
杜勁鬆在其黃金迴流機制的基礎之上，認爲東漢時期黃金減少主要是因爲王莽的滅亡，大量的府庫藏金散落民間，而東漢王朝又未曾從王莽那裏接收黃金儲備。聞風、陳采薇、袁崢、段敏鴿同樣認爲西漢末戰亂導致大量黃金散失民間。以上即是對學界目前關於東漢黃金是否“驟減”以及“驟減”原因爭鳴的相關梳理，由此可見大部分學者都認爲東漢時期黃金“驟減”，但至於“驟減”的原因則各持己見。針對上述五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可以完全否定佛寺消耗說，考慮到佛教傳入我國的時間，學界認可的時間大致集中於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到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即西漢末至東漢初。
二、黃金的消耗
1.黃金的消耗
《辭海》中更是明確標註佛教於東漢明帝永平十年正式傳入我國，因此在佛教還未興盛的東漢時期，大規模的塑像塗金行爲應當十分罕見。到了佛教繁榮發展的魏晉南北朝之時，比如天安二年(467年)天宮寺的釋迦牟尼像的裝飾就用了六百斤黃金，可見當時黃金在宗教方面的消耗之大。倘若於佛教並未興盛的東漢時期已經使用黃金貼塗塑像和佛經，但其使用量絕不至於使致大量黃金消弭，由於黃金的延展性非常好，金箔片不僅耗費黃金量少還可覆蓋大面積物品，“凡金箔每含七釐，造方寸一金一千片，粘鋪物面，可蓋縱橫三尺”，這雖是明朝時期的記載，但黃金的物理屬性不會改變，因此對於兩漢時期的金箔亦同爲適用。看，還是從黃金和銅錢的計量單位、使用途徑甚至礦產地來看，西漢時期的黃金與銅涇渭分明，絕不會有所混淆。另外，僞金問題也是在論及西漢鉅額黃金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學界早期的經濟史或貨幣史專著中並未重視此問題，這些學者在討論西漢賜金量時，認爲凡言黃金者就是真黃金，20世紀90年代後陸續有學者質疑西漢皇帝所賞賜的巨量黃金並非真金，而是僞金。
認爲“西漢的生產力極端落後,黃金產量一定很少”，因而斷定西漢皇帝的賜金不是真金而是僞金。這種觀點有失偏頗，不僅不具可比性，更不當以現今社會的黃金產量與兩千多年前的西漢相比較，進而全盤否定其生產力。史書中關於僞金的記載最早見於《史記·孝武本紀》中的方士李少君，但很可能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存在。由於古代黃金資源的稀少，先秦時期黃金僅因爲色澤耀眼而被用作裝飾，到了戰國時期逐漸發展成爲貨幣，從此黃金具備財富象徵，人們便開始想方設法獲取它。然而自然界的黃金礦產資源有限，在這一情況下，僞金自然出現。尤其在商周時期，青銅鑄造鼎盛，而青銅最初始的顏色並非現在所看到的青灰色或青綠色，而是耀眼的金色，這就是許多青銅器銘文中所提到的“吉金”也就是青銅器的本色。根據銅、錫混合比例不同，青銅會隨之呈現淡黃色、銀白色等。
2.鍊金工匠
所以早期的僞金製造者極有可能是鍊銅的工匠，也許他們並非有意爲之，應只是在冶煉金屬時偶然得到與黃金顏色類似的合金。西漢時人應當已經掌握辨別黃金真僞的能力。真僞首先可以通過顏色予以辨別，《史記·平準書》中有“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明確指出了金有三個等級，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尤其是到了武帝時期，由於酎金制度愈發嚴格，武帝對諸侯們獻酎黃金的數量和成色都有較高要求，由於成色不好、斤兩不足還曾發生過“酎金奪爵”事件。其次，即使僞金與黃金呈現出完全一致的金黃色，還可通過重量來判斷真假。黃金是重金屬，密度很大，在漢代常見的金屬中屬於密度最大的。
結語
從絲綢之路繁盛的時間長短上看，東漢也遠不如西漢，東漢時期經歷了三通三絕，嚴重阻礙了絲路貿易的發展，但西漢時期自從張騫出使西域始，絲路貿易就日益繁盛，隨着西漢王朝在西域政權的逐步鞏固，貿易發展也隨之愈來愈繁榮。
地下埋藏說自2015年海昏侯墓發掘出大量黃金後被學界所重視，但目前除了海昏侯墓一例之外別無他例，若想否定此說，需要大量考古資料支撐，因此很難對其進行證實或證僞。持民間散失說的學者多是以西漢末年王莽府庫消散的70萬斤黃金爲依據，亦有學者提到窖藏、盜墓行爲等對黃金數量的影響，但並未給出詳細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