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文學多種多樣，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西漢文學除了辭賦詩歌外，還有政論文和傳記，它們承前啓後，比如漢賦上承楚辭餘緒，統治漢代文壇四百年;而富有生命力的樂府民歌，爲後世五言詩、七言詩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以司馬遷爲代表的傳記文學家，其著作更是涉及多種文學體裁，爲後世史學家提供了傳記文學體裁的標準。
辭賦本來是戰國時代南方楚國興起的一種文學形式，漢朝統一後，這種文學形式在全國範圍內逐漸被廣泛採用，因而漢代早期的辭賦受楚辭的影響，在形式上還保留着“騷體”，內容上也多是抒發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
賈誼(公元前201-公元前169年)就是漢初創作辭賦的佼佼者，他二十餘歲時就被漢文帝召爲博士，不久又遷爲太中大夫，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張，可惜卻遭到老臣周勃、灌嬰、馮敬等人的排擠，被貶爲長沙王太傅。
賈誼感懷自己的遭遇，想到屈原也是被讒言所迫而遭放逐，乃作了《吊屈原賦》，賦中以屈原的身世遭遇，自比出對自己無辜遭貶的憤慨，此賦是漢初文壇的重要作品，是以騷體寫成的抒懷之作，也是漢人最早的吊屈原之作，開漢代辭賦家追懷屈原的先例。
賈誼在長沙期間，還作了《鵬鳥賦》，賦裏也抒發了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平情緒和不妥協的精神。賈誼還是政論文的佼佼者，代表作爲我們熟悉的《過秦論》。
枚乘(約前210年-約前138年)是西漢初期除了賈誼外最重要的賦家，他主要活動於漢文帝和漢景帝兩朝。
《七發》是枚乘的代表作，它以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探望，通過互相問答，構成七大段文字。該賦的諷喻性很鮮明，指出楚太子的病因是奢靡尋樂過度，不是一般的用藥和針炙可以治癒的，只有聖人的“要言妙道”才能治好他的病。
《七發》對楚辭多有借鑑，融會了屈原代表作《離騷》的宏大體制及其中的問答形式，而在繼承的過程中又有很大的創造性。
枚乘所作的《七發》在辭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奠定了典型漢大賦的基礎，又是“七體”的開首之作，併爲後世所沿習。
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發展到鼎盛階段，再加上漢武帝也極爲喜愛辭賦，因而漢賦也開始進入全盛時期，出現了像司馬相如一代漢賦名家。
司馬相如(約前179年—前118年)，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漢賦的代表作家，後人稱之爲賦聖和“辭宗”。
司馬相如在漢景帝時爲武騎常侍，因病而去職。後來客居於樑時結交鄒陽、枚乘、莊忌等辭賦家，併爲樑孝王劉武寫了那篇著名的《子虛賦》。該賦詞藻富麗，結構宏大，司馬相如一時聲名鵲起。
漢武帝也對《子虛賦》極爲欣賞，初以爲是古人之作，嘆息不能與作者同時代，後得知竟然是寓居於蜀地的司馬相如所作，急詔入京。
司馬相如覲見漢武帝時說，“《子虛賦》寫的只是諸侯王打獵的事，算不了什麼，請允許我再做一篇天子打獵的賦。”
司馬相如遂又創作了一篇與《子虛賦》相銜接的《上林賦》。此賦規模宏大，辭彙豐富，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爲假託人物，設爲問答，放手鋪寫，以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帝王奢侈爲主旨，歌頌了統一大帝國無可比擬的形象，同時又對統治者有所諷諫，開創了漢代大賦的一個基本主題。
司馬相如一生留賦29篇，《子虛賦》和《上林賦》是他的代表作，後來還爲了迎合漢武帝求仙的願望，又作了一篇《大人賦》，漢武帝閱後很高興，竟有“飄飄有陵雲氣遊天地之間意”。
與漢賦體裁截然相反的，則是民歌，它反映了社會現實情況，類似於民間流傳的歌謠，或者反映現實生活，或者諷刺貴族階級，表達了人民愛憎的思想感情。與漢賦堆砌辭藻、文字艱深難懂相比，民歌具有通俗易懂，情調清新真摯的特點。
漢武帝時期，設立了一個專管音樂的“樂府”機構，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主持樂府的工作，樂府主要制定樂譜，訓練樂工，蒐集民間歌謠。
朝廷典禮時所用的樂章主要是由文人所創作的，而在普通場合演唱的歌辭，則主要是那些從民間蒐集來的歌謠，後經人整理，這些歌謠被稱爲《樂府民歌》(亦稱《樂府詩集》)。
《樂府民歌》代表兩漢詩歌的最高成就，它是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並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漢代《樂府民歌》的佳作有《陌上桑》、《孔雀東南飛》、《長歌行》、《羽林郎》、《十五從軍徵》、《上邪》等等。
漢代樂府詩開創了新的詩體——雜言體和五言體。其雜言詩自由靈活，一篇之中從一二字到十來個字的都有(如《孤兒行》)，這爲以後的雜言歌行開闢了道路。
而且，五言詩也是在漢代產生的，比如樂府詩中的《江南》、《十五從軍徵》都是整齊的五言詩。一般認爲這兩首詩是西漢時的作品。到了東漢，樂府詩中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性也日臻完美。成爲魏晉南北朝時詩歌的主要形式。
漢代文學除了辭賦和詩歌外，還有始創於司馬遷的傳記文學，其恢弘鉅著《史記》不僅是一部史書，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它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
《史記》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又注重人物性格形象化的刻畫，既描繪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社會生活，又有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活躍於歷史舞臺之上，構成了一幅絢麗的具有立體感的歷史畫卷。
《史記》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不僅僅是侷限於史學方面，它的寫作方法以及體例內容，對於我國古代小說、散文、戲劇的影響也非常大。
從唐代的傳奇小說到明、清的短篇小說以至於長篇鉅製，它們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描寫手法上，乃至在情節安排和語言的運用上，都有《史記》影響的痕跡。
《史記》對後來的散文家的影響也巨大，《史記》在語言上務求簡潔，即使它在引用戰國以前的古書時，也都是把古奧的語言譯成當時淺近的語言。唐宋以後的古文家和散文家在反對繁縟艱澀古奧的文風時，往往以《史記》爲標舉。
總的來說，漢朝作爲繼秦朝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除了在政治經濟上強盛外，在文學上也是我國古代文學上的一個繁榮期，在這個時代裏，產生了多種體裁的多種優秀作品，深入影響到了後代的文學創作，後來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皆有承於漢代的文學餘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