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宮廷中發生了三件匪夷所思的案件，即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這三起事件標誌着明末紛亂和衰亡的開始，史稱明末三大案。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紅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泰昌帝病重，李可灼進獻紅丸，自稱仙丹。泰昌帝服後死去，而在當天，首輔方從哲擬遺旨賞了進獻紅丸的李可灼。有人懷疑是鄭貴妃唆使下毒，旋即展開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兇的舉動。其間，黨爭與私仇夾雜其中，連坐罪死者衆多。泰昌帝繼承皇位整一個月。這件因“紅丸”引發的宮廷案件，史稱“紅丸案”。
後續
朝臣之爭
泰昌帝繼位一個月即駕崩，加之朝廷內黨派紛爭激烈，使得關於此案的議論甚囂塵上，並且多少帶着東林黨藉機伐異的意味。這些議論圍繞着泰昌帝的死因展開，方從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爲衆矢之的。
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御史鄒元標，以及衆多言官紛紛彈劾崔、李二人用藥、進藥錯誤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認爲：“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脣紫赤，滿面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由於泰昌帝是服下紅丸後死的，而首輔方從哲卻在泰昌帝死去的當天，擬遺旨賞了進獻紅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懷疑，御史王安彈劾方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彈劾方從哲不應該賞賜進藥的李可灼。方從哲在衆人攻擊下，擬太子令旨，罰了可灼一年的俸祿。
十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御史鄒元標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方從哲上奏辯解並請辭，於11月初卸任離京。
陰謀加害
御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於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於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最終判罰
方從哲離京後，還是無法脫淨干係，要求嚴查紅丸案的奏摺不斷。一天，天啓帝收到了方從哲從老家寄來的奏疏，疏中說：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進藥，罪不容誅。爲表示謝罪，願乞削去官階，以耄耋之身遠流邊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許多大臣爲他開脫，天啓帝亦被方從哲的誠懇打動，但苦於真相未明，一時難以決斷。
這時，一直緘默無言的閣臣韓爌終於站出來說話了。他把當時目睹的一切事實都詳細地說清楚了。特別是方從哲當時左右爲難的情景，被描繪得十分具體。最後，韓爌提出，“紅丸”一案糾纏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於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現在也沒有處置，這兩人雖然亂用藥物，但也確實是奉旨進藥，可以適當懲處，紅丸一案則不宜繼續深究。
韓爌在萬曆年間就是個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餘年處事公正，很受羣臣景仰，入閣後又一直陪伴方從哲料理進紅丸之事，說出的話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摺報上後，很快地使一場風波平息了下來。不久，天啓帝下旨問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啓二年)，明廷將崔文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邊疆。“紅丸”一案由於各派的爭鬥總算草草了結，但其中的疑點並沒有弄清楚。後人爲此曾進行過一系列的考證和爭論，但最後也都沒有結果。泰昌帝的死是否與紅丸有關依然是一個千古之謎。
案件餘波
天啓年間，宦官魏忠賢當權，他要爲“紅丸案”翻案。於是，聲討方從哲的禮部尚書孫慎行被開除了官籍，奪去所有官階封號，定了流戍。抨擊崔文升的東林黨人也受了追罰，高攀龍投池而死。崇禎年間，懲辦了魏忠賢，又將此案翻了回來。
崇禎帝死後，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爲題材挑起黨爭，直到明王朝徹底滅亡。
爭議
關於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說是服紅丸而死，也有人說與紅丸無關;有人說舊病未愈，有人說是勞累所致;有人說是惑於女寵，是鄭貴妃有意加害;有人說是用藥差誤。有的大臣因李可灼進紅丸功，議“賞錢”;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誅”，議“罰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藥知脈者”議上，將其遣戍;直到天啓五年(1625年)，魏忠賢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這個案子，一直爭吵了八年，成爲天啓朝黨爭的題目之一。
紅丸到底是什麼，這也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爲，李可灼進的“紅色丸藥”就是紅鉛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藥。春藥屬於熱藥，皇帝陰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對症下藥。李可灼把春藥當補藥進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後塵而已，只不過他時運不佳……有人認爲，那紅色丸藥是道家所鍊金丹。用救命金丹來對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則名利雙收，死了算是病重難救，李可灼很可能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三百餘年來，史學家設想了種種答案，但沒有一種令人信服，因此紅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