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本之爭，又稱爭國本，指的是明朝明神宗朱翊鈞冊立太子的問題，由於中國古代歷來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被稱爲國本之爭。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當時有兩派分別擁護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鄭貴妃所生)爭奪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冊立長子爲太子的原則，大多擁戴皇長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歡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卻加倍寵愛鄭皇貴妃，並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爲太子，卻受到大臣與慈聖皇太后極力反對。明神宗與羣臣爭論達15年之久。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爲太子，而朱常洵被封爲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穩固。至此，前後爭吵達15年，無數大臣被斥被貶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鄭貴妃悒鬱不樂、整個帝國不得安寧的“國本之爭”，纔算告一段落。
爭國本的官僚多是後來的東林黨人，因此它又是東林黨爭的一項內容。國本之爭，使得明神宗悲痛欲絕，他感到自己雖貴爲天子，而終被羣臣所制，最終和大臣鬧掰，逐步對朝政失去興趣，開始怠政。
結果
此立儲事，前後紛爭凡十五年之久，在李太后的干預下，明神宗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讓步，立虛齡已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爲太子，朱常洵爲福王、朱常浩爲瑞王、朱常潤爲惠王、朱常瀛爲桂王。朱常洛出閣讀書時，正值寒冬，太監不給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凍得渾身發抖，講官郭正域怒斥太監，太監們纔給他生火。此後，福王又不赴封國長期逗留京師，於是大臣們又紛紛開始上書要求其按祖制離京赴封地居住，這其中以大學士葉向高、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爭執得最爲強項。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在朝臣的壓力下，福王就藩洛陽。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梃擊案發生，鄭貴妃、福王勢力無法再對太子構成威脅。
這場萬曆年間最激烈複雜的皇儲爭議政治事件，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人(申時行、王家屏、趙志皋、王錫爵)，部級官員十餘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整治另外“東林黨”。
影響
國本之爭對萬曆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造成皇權事實上的下降。明神宗不理朝政，以至於最後對內閣、地方官員的缺官現象視而不見，給晚明政治的正常運行造成極大的破壞，而他又大興斂財之道，派用的礦監、稅監爲害百姓，以致激起民變。
其次，國本之爭是使得明末形成了黨爭的重要原因之一。明神宗對於儲位的模糊態度，使得官場乃至地方的人，妄加揣測，政局混亂，出現宣、昆、齊、楚、浙五黨和東林黨兩大派明爭暗鬥，之後東林黨又與閹黨鬥爭的局面，爲一己之私不惜犧牲國家大義，使得晚明的政局混亂不堪，更是成爲明末三大案的誘因，這種局面自然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下降。
再次，明神宗希望大權獨攬，而又放任缺官不補，使得內閣勢力被削弱;明神宗近三十年長居深宮不理朝政，司禮監因擁有“批紅”的權利，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地位自然會有所上升;因明神宗對鄭貴妃的寵愛，此時外戚的實力也得到了發展，而且出現內監以鄭貴妃爲內主的現象;皇帝怠政昏暈，廷臣黨爭攻訐，政府機構渙散，此時言官因對朝政的不滿爭相上疏，抨擊時政，實力也得到提高;而地方上仕途不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出現了“山人”羣體，之後又有了東林書院，文人關注時政，最後有東林黨之稱，萬曆末年的民變，乃至最後後金的興起，又代表了地方勢力的崛起。
在朝臣和明神宗長達數十年的鬥爭過程中，言官這一重要的政治力量以羣體性的行動在維護正統的皇位繼承原則，穩定統治秩序，制衡皇權以及弘揚官僚正氣等方面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作用。
“國本之爭”，決定了萬曆以後明朝政治的走向，成爲晚明三大案的誘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黨爭的形成，甚至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是晚明最具影響的政治事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