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平定諸葛誕後，他已掃除了內部的最後一個對手，司馬昭之心，可謂路人皆知了，魏晉革命已是箭在弦上。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但是，性格剛烈的高貴鄉公曹髦並不甘心做一個束手待斃的傀儡皇帝，竟親率左右攻打司馬昭，雖兵敗被殺，卻對司馬昭構成了強大的道德輿論壓力。公然的弒君行爲觸及了士人的倫理底線，這一事件甚至在司馬氏集團內部都激起了強烈的非議。
司馬昭本人也明白，頂着一個弒君的罪名，難孚天下之望，魏晉嬗代的進程也不得不有所延緩。在其後的幾年中，雖然屢有九錫之議，但司馬昭一直未敢接受，王朝革命的進程一時之間陷入了僵局。
在此情形下，司馬昭只有建立不世之功，才能稍稍擺脫弒君所帶來的政治危機，使魏晉嬗代重新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的。
因而在滅蜀之役取得節節勝利之際，司馬昭停頓數年的代魏的步伐也驟然加快。其年十月，在伐蜀之役初戰告捷之時，司馬昭就立刻接受了先前屢次辭讓的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在平定蜀國之後，即刻於鹹熙元年(264)三月受晉王的封號;五月追封司馬懿爲晉宣王、司馬師爲晉景王;七月又命“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衝總而裁焉”，並建五等爵制，各種嬗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的依次展開。
由此可見，伐蜀之役實際上是一場服務國內政治目標的對外戰爭，司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並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內之志，實際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爲其嬗代鋪平道路而已。
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釋爲何在魏晉鼎革完成之後，西晉君臣對於伐吳完成統一大業始終興趣不大。雖然司馬昭還沒來得及完成嬗代，即於其年八月死去，但魏晉鼎革之勢已不可動搖，其子司馬炎於鹹熙二年(265)十二月，受魏禪稱帝，最終建立西晉。
正因如此，伐蜀之役在最初策劃的過程中，政治上的考慮壓倒了軍事上的需要。魏、蜀兩國之間，就國力而論，自然是魏強而蜀弱，但蜀漢自承漢室正統，自諸葛亮主政以來，一直高舉北伐旗幟，在軍事上反倒形成了蜀攻魏守的局面。
曹魏在曹真、曹爽的主持下，雖曾有兩次主動採取攻勢，但皆遭受挫敗。在司馬懿坐鎮關中期間，亦採取穩固防守，謹慎用兵，待到蜀軍糧儘自然退兵的消極策略，甚至不乏“死諸葛走生仲達”這樣畏敵如虎的笑柄。
因此，曹魏上下對於蜀漢頗懷畏懼之心，並不願意主動進攻。而司馬昭伐蜀的決策乃是出於擺脫國內政治危機的需要，並非魏、蜀兩國的軍事形勢有了明顯的變化——實際上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維依然在不斷地騷擾曹魏邊境。
因此曹魏輿論對於這場戰爭的前景，特別是鍾會、鄧艾之間的合作頗多爭議，朝野上下充斥着質疑之聲。
二、不得已的選擇——鍾會
在伐蜀之役前，許多人已經預見到了鍾會的野心，因而對司馬昭的人事安排提出質疑，甚至如劉寔之輩已經做出了“破蜀必矣，而皆不還”預言。不但如此，如果略加分析的話，不難發現對於司馬昭重用鍾會表示懷疑的人，大都與兩人關係密切，是當時能夠參與機密的人物，這似乎又增加了這些言論的可信性。
其中王皇后是司馬昭之妻，辛憲英之子羊琇是司馬師之妻從弟，這兩人皆是司馬昭的戚屬，邵悌、劉寔當時皆任司馬昭丞相掾屬，有參與政治機密的機會。鍾毓是鍾會之兄，王戎與鍾會交往密切，鍾會曾推薦王戎、裴楷於司馬昭，稱“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兩人是很親密的朋友。而從司馬昭與邵悌的對話中，不難注意到司馬昭本人對鍾會亦不信任，只是緣於朝臣之中只有鍾會堅決支持伐蜀，不得已才委以重任。
司馬昭不顧衆人反對，重用鍾會伐蜀，授以重兵，豈非玩火自焚之舉?這恐怕也並非是一個理性的政治人物所應做出的選擇。《晉書·荀勖傳》首先提供了一條反證：
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
可知司馬昭本人並沒有預見到鍾會的叛亂，由於其對鍾會的信任，在一開始甚至無法相信鍾會叛亂的傳言。
邵悌勸司馬昭不要派遣鍾會出徵是基於一個細節的考量，即鍾會“單身無重任”。胡三省注曰：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爲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據鍾會本傳可知，鍾會養兄子鍾毅爲後，確無子弟，胡注當得其實。
由於鍾會無家室之累，一旦統重兵於外，朝廷缺少制約他的方式，邵悌的反對乃基於此，而非能逆料鍾會之反。在伐蜀之役前，鍾會確實已有居功自傲、驕橫跋扈的跡象，但若言當時已有人預見鍾會之反，恐非事實。
伐蜀之役作爲曹魏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大多數人對於伐蜀之役的前景與司馬昭的人事安排皆抱有疑問。但在司馬昭決心已定的情況下，朝中輿論自然不便直接對於伐蜀之役的前景表示悲觀，而更多地將質疑集中於堅定支持司馬昭伐蜀，受命爲主帥的鐘會身上。
而欲討論司馬昭伐蜀之役人事佈局的由來以及解釋爲何要選擇鍾會爲主帥，首先須對鍾會、鄧艾兩人與司馬氏之間的關係作一論述。鍾會出自潁川鍾氏，其高祖鍾皓是漢末名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
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鍾皓爲當時的士人領袖李膺所推重，與陳寔、荀淑齊名，是當時的海內名士，爲人所傾仰。而潁川鍾氏與潁川陳氏、潁川荀氏一樣，也是漢魏之際影響極大的家族。鍾會之父鍾繇是曹魏的開國功臣，位至太尉。
司馬懿仕魏之後，通過交往與通婚的關係，與潁川陳氏、潁川荀氏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儘管史書中並未明確記載司馬懿與潁川鍾氏家族之間的交往，但是鍾氏與潁川陳氏、荀氏之間，同樣有密切的通婚、交往的聯繫，鍾會是荀勖之舅，兩族之間有通婚關係。
鍾皓與陳寔之間的互相敬慕，亦是漢末士人之間交誼的佳話，而鍾會本人敏惠夙成，少年時就受到司馬懿好友蔣濟的讚賞。可知鍾氏與司馬氏在曹魏政權中同處於一個聯繫密切的社會網絡中，到了鍾毓兄弟、司馬師兄弟時，兩族之間已是通家之好，互相之間情誼甚篤。
從政治立場來說，鍾會之兄鍾毓可以算作是高平陵之變的同情者。他與曹爽不合，反對駱谷之役，因而被外放爲魏郡太守。高平陵之變後調回中央，任御史中丞、廷尉，曾負責治夏侯玄之獄。而鍾會的政治立場更爲明確，與司馬氏的關係更爲親密。
鍾會爲鍾繇少子，黃初六年生，與許多曹魏的貴公子一樣，他弱冠便已出仕，正始中爲祕書郎。而其真正在政治舞臺上發揮影響，則要到司馬師執政時期。《晉書·景帝紀》載嘉平四年司馬師執政後，“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此時鐘會已經開始在朝廷中嶄露頭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的排列順序頗爲奇怪，在這七人中，當時鍾會是年紀最小、出仕最晚、官職最低的，將其列在首位恐怕更多的緣於其與司馬氏家族的特殊關係以及日後在魏晉之際的重要作用。
鍾會是司馬氏安插在高貴鄉公曹髦身邊重要的監視者：曹髦繼位之初，司馬師便向鍾會了解其才度，以便加以防備。鍾會的才華進一步引起的司馬師的注意，當得益於虞鬆的推薦，虞鬆時任中書令，而任中書侍郎的鐘會恰是其下屬，而傅、虞鬆是當時司馬師在政治、軍事上最重要的謀士，東關、新城等戰役之前，司馬師皆向他們徵求意見，而日後逐漸取代他們成爲司馬氏智囊的便是鍾會，或許正是虞鬆的推薦使鍾會進入了司馬氏集團的決策核心。
待到正元二年(255年)，毋丘儉起兵時，鍾會已是隨同司馬師出征，典機密事的重要謀士。同年，隨着另一位重要謀臣傅嘏的早逝，鍾會成爲了司馬昭最得力的心腹謀臣。其後，在司馬昭平定諸葛誕的一役中，多由鍾會居間謀劃，時人謂之子房，以從事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
此時，憑藉着司馬昭的信任與重用，鍾會的權勢達到了頂峯，“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出自鍾會之意”。
因此，當司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來擺脫弒君所帶來的道德危機時，鍾會是參與謀劃其事的核心人物，“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但司馬昭伐蜀的決定並沒有得到朝野上下的廣泛支持，尤其身處蜀魏前線、戰功卓著的名將鄧艾堅決地反對伐蜀的軍事冒險。
爲此，司馬昭不得不派遣主簿師纂出任鄧艾的司馬，來說服鄧艾並加強對鄧艾軍隊的控制。事實上，直至誓師出征的當天，軍中依然存在着反對伐蜀的聲音，將軍鄧敦公開表示蜀未可伐，司馬昭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將其誅殺，才保證了伐蜀之役的順利展開。
三、不信任的無奈——鄧艾
在此情形下，爲了確保伐蜀之役按計劃進行，司馬昭對於其間的人事安排可謂煞費苦心。鄧艾作爲當時曹魏最傑出的軍事將領，又久在關隴前線，熟悉蜀漢形勢，本是伐蜀主帥的最佳人選，但鄧艾本人最初卻堅決反對伐蜀之役。
而在另一方面，司馬昭本人與鄧艾之間的關係也存在着一些微妙之處。與大多數曹魏大臣不同，鄧艾的出身非常低微，本是襄城典農屬下的部民，是司馬懿發現了他的才能，闢其爲掾，鄧艾才得以步入仕途，其後無論是開闢淮南的屯田，還是在關隴抗衡姜維，鄧艾都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才幹。
儘管如此，鄧艾卻從來不是參與司馬氏集團決策的核心人物，這主要是因爲，構成司馬氏集團決策核心的人物，大都皆是曹魏功臣的後裔，司馬氏兄弟與他們有着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與深厚的個人情誼，鄧艾儘管功勳卓著，但在文化上卻與這一羣體格格不入：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雲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在這玄風興起，士人以清談爲尚的時代，鄧艾的口吃無疑與當時崇尚談辯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也成爲了司馬昭取笑他的理由。這種善意的玩笑一方面固然體現了君臣之間的親密關係，但同時也暗示了鄧艾與司馬氏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在文化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鄧艾是司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輩上要長於司馬氏兄弟，他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自然無法像與之年齡相仿的鐘會、賈充那樣親近。而在鄧艾功業已著的情況下，如何來駕馭這些司馬懿時代的老臣，也是司馬氏兄弟所要考慮的問題。
爲了防止出現諸侯坐大的局面，司馬氏兄弟在執政時期採取了削弱地方勢力的強幹弱枝之舉，將一些原來控制地域較大的都督區分割爲幾個較小的都督區。原來的雍涼都督，即被分割爲關中都督與隴右都督。
甘露元年(256)，鄧艾以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而戰略地位更爲重要的關中都督，則授予司馬昭的從兄司馬望。可見鄧艾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司馬氏兄弟倚賴鄧艾爲軍事上的柱石，而在另一方面，鄧艾卻不是他們能夠與之商議機密之事的親信，甚至由於他的威望與功勳，尚是司馬氏兄弟需要防備的對象。
而鄧艾最初反對伐蜀的舉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他與司馬昭之間的關係，司馬昭派遣師纂爲其參軍，留在鄧艾軍中任職，除了說服鄧艾之外，恐怕也負有監視其動向的使命。
因此，司馬昭在景元三年冬任命堅決支持伐蜀的鐘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準備伐蜀之役，而久經沙場的鄧艾所統帥的只是一支擔負牽制任務的偏師。
作爲司馬昭的心腹，只有鍾會才能夠真正理解伐蜀對於司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義，因此鍾會得以越過地位、年資皆在其上的鄧艾，主導整個伐蜀之役的謀劃與展開。
但是，爲了制衡日漸驕橫的鐘會，司馬昭在人事安排上也有所預留，任命廷尉衛瓘以本官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並給兵千人。當時鍾會是鎮西將軍，衛瓘行鎮西軍司，其職本當隸於鍾會之下，但衛瓘又負有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的使命，而且司馬昭單獨給兵千人，使得衛瓘又能獨立於鍾會、鄧艾之外，成爲監視他們的第三股力量，三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互相掣制關係。
而司馬昭在派遣師纂爲鄧艾參軍之後，又將衛瓘安置在鍾會身邊，其用意不言而喻。
鄧艾與鍾會之間的衝突或許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將這一事件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就可以注意到這一事件背後，埋藏着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結構性矛盾。
與司馬氏家族關係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貴戚子弟佔據了司馬氏集團的核心，他們通過對鄧艾這樣氣類不同的異質力量的排斥，來鞏固自己既得的權益，但同時也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上升渠道的擁塞。
隨着西晉的建立，把持朝政的司馬氏集團搖身一變轉化爲西晉的開國功臣羣體，這些在魏晉之際有功於司馬氏的人物爲了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給自己及家族爭取更大的利益，無可避免地展開了一番新的政治角逐，使得這一原本潛藏於地下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最終釀成了西晉初年政治中的一系列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