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聖四年(1097)，六十二歲的蘇軾在謫所惠州接到了一封“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的告令，這意味着蘇軾從惠州又再次貶謫到瓊州。從事件發生的前後關係來看，這一次被貶，是“烏臺詩案”的延續。在“烏臺詩案”之中，蘇軾被污“謗訕朝政”，監於御史臺，飽經摺磨。在曹太后與蘇軾友人的傾力營救下，最後於元豐三年(1080)被貶爲黃州團練使。紹聖元年(1093)六月，追貶惠州，到了四年又再貶瓊州(從孔凡禮《蘇軾年譜》)。從下獄到被貶，從一貶到三貶，這不得不說是處於令人惋惜的“人生下坡路”，那麼蘇軾在這段“人生下坡路”中究竟是有着怎麼樣的心境呢?他的心境有怎樣的變化?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紹聖元年六月，身在黃州的蘇軾被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惠州。由此開啓了蘇軾的嶺外人生。應當說，嶺南溫暖的環境安慰了驚惶不定的蘇軾。在赴任惠州途中，蘇軾經過江西惶恐灘，留下“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的詩句，可見其驚魂未定之狀態。
到了惠州不久，在給小齋——“思無邪齋”寫的齋銘中，蘇軾寫道“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則頗能見蘇軾藉助出世之法來排遣愁緒、解脫困苦的心境。這從其子蘇過的《大人生日(其三)》詩中也能看出，詩云：“從此軒裳真敝屣，世間出世固難兼。”(據《蘇軾年譜》轉引)正是由蘇軾的出世之法敘說。
蘇軾在惠州的生活是較爲安逸的。據《蘇軾年譜》，蘇軾剛到惠州，即新釀了桂酒，不久惠州州守又饋贈蘇軾大米。(《蘇軾詩集》卷三十八載《惠守詹君見和複次韻》中說“欲求公瑾一囷米，試滿莊生五石樽”，即是此事。)同時，友人的書簡不斷。種種這些寬慰了蘇軾，使其能夠從被貶的困苦狀態中暫時脫身，仍爲一位嗜酒而風流的高士。
紹聖二年(1095)三月，在友人的招待下，蘇軾遊覽了惠州山水。美好的惠州山水、淳樸的惠州風俗使得蘇軾詩興大發，寫下了《和陶歸園田居》組詩。在該組詩的小引裏頭，蘇軾寫到“始，餘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蘇軾詩集》卷三十九)從此可推蘇軾當時之開懷、喜悅心境，人生的“烏雲”在此是一消而散了。
不過，這樣的好景並不長。就在蘇軾從寄居惠州感到快樂的時候，本文開頭所說的那封告令便到達了蘇軾手中。從惠州到瓊州，不變的是以貶謫爲懲治手段的罪罰，變的卻是決定生存或死亡的生活環境。雖然惠州是處在古書中所稱的“瘴癘之地”，但惠州畢竟有甘美的荔枝、可口的盧橘，畢竟有一批熱情接待、安慰他的友人，蘇軾在此還可以發出“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的感慨(孔凡禮《蘇軾年譜》卷三十五引此，言“惠州可與眉州比美”，可見蘇軾在惠之適然)。可對於瓊州這樣一座處於茫茫海外的孤島，蘇軾又一次感到了絕望。
在後世的描述裏，蘇軾一貫是豁達的形象，一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一句“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皆是後人口傳筆述常常引爲對蘇軾的讚語。然而潛藏在詩文之下的那個蘇軾，在面對這樣的重大的人生轉折時，顯現出了他那真正的倉皇之態。
據《愛日齋叢抄》記載，當蘇軾得到再謫瓊州的告命之後不久，他對蘇過說“吾甚喜《鬆醪賦》，盍秉燭，吾爲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將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蘇過苦諫，蘇軾“不聽，徑伸紙，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據《蘇軾年譜》卷三十六)在這個故事裏，蘇軾終究是釋然了，但細細品味，這個釋然並不如書《鬆醪賦》來占卜前途的倉皇來得真實。
在經過廣州之時，蘇軾給史太君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某謫南海，狼狽廣州。”這裏所謂的“狼狽”，是描寫自己身在謫途的實態，也是描寫自己前往瓊州的心態。不過，行至藤州，蘇軾遇見了自己的弟弟蘇轍——蘇轍正在貶往雷州的路上。在這段路程上，許久未見的兄弟二人終於得以面對面的傾訴。蘇轍《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中說“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牀聞動息，一夜再三起。”(見《欒城後集》卷二)可見當時兄弟相親之意。應當說，這是蘇軾在謫往瓊州路途中的唯一慰藉。
紹聖四年七月二日，經過長途跋涉，蘇軾終於到了瓊州昌化軍。這一段生死險途，反覆考驗着蘇軾的身心。他在昌化軍寫的《到昌化軍謝表》中說：“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外，寧許生還。”可見其不抱生還之望。在此而言，惠州美好的生活所撫慰的絕望、愁苦，隨着映入眼簾的瓊州景色被一一喚醒。
困難還不止是陳年的悲苦，在昌化軍，蘇軾面臨的的第一問題是居住問題，據《蘇軾文集》卷十九《桄榔庵銘》記載，蘇軾剛到海南，無地可居，只好居住在一片桄榔林下。其次就是生活物資的缺乏，據《蘇軾佚文彙編》所載《答程大時》一文，蘇軾在昌化軍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窘迫的生活狀態無疑更加重了蘇軾的內心負擔。
紹聖四年中秋，蘇軾寫下了那篇著名的《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在這首詞中，自“烏臺詩案”以來的各種負面情緒得到一次總的發泄，悲痛、愁苦、倉皇、絕望交相傳遞而出，結句“把盞悽然北望”一出，真是令人同悲。
不過，似乎應該說這個負面情緒的發泄是有益的，嗣後其所作各篇和陶詩章，其風味皆如“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一語所言，頗近淡然。在昌化軍，蘇軾同當地的百姓有親密地交往，也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愛戴。在離開海南之際，他寫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詩句，來表達他對海南的深厚感情。
瓊州昌化軍見證了蘇軾人生中的最後一段傳奇歲月。所謂“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蘇軾的詩文在此(其《海外集》部分)也沾染上了奇特的氣息。如《別海南黎民表》詩中說“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優劣”，將生死之間插入“夢”;又如《和陶〈東方有一士〉》詩中說“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所謂用嶺南瘴癘之氣來清洗月華之寒，俱爲奇思奇筆，大有“非子瞻不得道此語”之感。
縱觀蘇軾由惠州到瓊州昌化軍的前後，其心態歷程轉折起伏之複雜，是歷代詩人中罕見的。而其由困苦轉驚惶，由驚惶轉釋然，由釋然轉欣喜，由欣喜轉絕望，由絕望轉淡然，最終由淡然轉入對人生種種跡遇的開懷的過程，也是他的詩文熔鑄他的生命風格的過程。可以說，蘇軾自惠至瓊前後的詩文，也是一部“詩史”——一部蘇軾個人的“心靈史”。
◎本文摘自《蘇軾年譜》，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