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歷經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國力強盛。中期經土木之變由盛轉衰，後經弘治中興、嘉靖中興、萬曆中興國勢復振，晚明因東林黨爭和天災外患導致國力衰退，爆發農民起義。大明王朝從萬曆後期的衰敗算起，一直到崇禎孤獨的踏上煤山上吊的宿命。所有的痛苦與悲情，濃縮在一起便是一件事：窮。
明朝末年，由於財政收入太低，朝廷沒錢，居然常常連軍餉也發不起，導致邊軍經常鬧兵變。盧象升、孫傳庭等受崇禎之命組建軍隊，去剿滅張獻忠和李自成，朝廷就給了一點初始資金，之後也是連軍餉都不給，盧象升、孫傳庭也算是牛人，兩人都採取屯田的方法，先讓軍隊自給自足，再去剿匪。而那些不屯田的軍隊，因爲沒有軍餉而化身劫匪，四處虜掠百姓，例如左良玉、賀人龍等，朝廷還要依靠這些流氓兵剿匪，卻不知道他們比李自成、張獻忠還狠。
崇禎十七年(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派人與崇禎帝議和，李自成提出的條件是“欲割西北一帶，敕命封王，並犒軍銀百萬”。別的條件暫且不說，光是犒軍銀百萬崇禎都拿不出來。北京城破，崇禎自殺。李自成開始搜刮大明國庫，結果所獲不多，李自成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明朝大臣身上，開始對這些大臣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居然搞到了7000多萬兩銀子。
舉個很諷刺的例子，當時曾經當過內閣首輔的陳演被李自成部將劉宗敏囚禁，主動交出四萬兩白銀，被劉宗敏釋放，結果四天後李自成出京攻打吳三桂，因害怕明朝舊臣趁機在北京作亂，把陳演給殺了，陳演四萬兩白銀只讓他多活四天。
明年末年，朝廷財政不堪，朝廷沒錢，百姓四處選反，也沒錢，那麼錢都到哪去了呢?上面的例子就告訴我們，明朝不是沒錢，而是錢都在那些官紳手中。明朝最終滅亡的原因很多，而明朝財政崩塌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最主要的原因。
爲什麼說是“窮”明呢?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以離明朝最近的大清和漢族王朝宋朝爲例;由於歷史資料有限，我們各選一個朝代數據作爲參考對比，國家財政收入明朝萬曆年間約合2217萬兩白銀，大清光緒年間爲8000萬兩白銀，北宋宋真宗時期爲1.6億兩白銀，從財政收入來看宋朝財政收入是明朝8倍，清朝財政收入是明朝4倍。
北宋末期人口與明朝萬曆年間差不多都突破1億，光緒年間人口多一些;而漢朝、隋唐財政收入也至少5000萬兩白銀左右，人口數量遠低於明朝;所以無論財政總收入，還是人均收入，明朝都是最低的，這也使明朝成爲史上最窮的朝代之一。
再看看明朝和北宋的工資，簡直就是天壤之別，從一品到九品官員工資，明朝工資8400元-14.1萬元;清朝1.8萬元-290萬元;宋朝官員工資16.2萬元-324萬元;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明朝工資與宋朝工資十倍不止，與清朝也有很大差異。
雖然數據有些出入，除了工資外還有各種補貼，宋朝和清朝的補貼要遠高於明朝，據說北宋王安石月薪能達到9萬是明朝宰相的8倍，北宋著名清官包青天包拯基本工資加各種糧食補貼，餵馬乾草，2000畝地抽租等補貼，全年收入能達到1300多萬元，這也是明朝遠不能比的。所以說，無論是國家財政還是官員收入，明朝都算比較窮的一個朝代。
明朝爲什麼這麼窮呢?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稅種單一，農業稅低。明朝稅收主要來源於農業稅和商業稅，但明朝農業稅特別低，明朝農業稅始終維持4%以下，遠低於唐朝、兩宋、元朝、大清大約7%左右農業稅，明朝農業稅甚至降低到2%，洪武初年農業稅爲每畝2-4鬥，後又減少至每畝1鬥，大約10公斤左右，可謂非常低了。
明朝之所以維持這麼低的農業稅，那是因爲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底層農民，瞭解民間疾苦，看到底層羣衆生活不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等政策;另一方面朱元璋是農民義軍起家的，知道苛捐雜稅能引起底層民衆反抗，不利用自己的統治。總之，有明一朝，自始至終不輕易增加農民稅負。
耕地減少，稅種單一，明朝農業稅低不說，耕地還減少了，具體原因就是朱元璋實行藩王制度，兼併了全國一半的耕地，這些耕地被藩王、王公貴族、宦官把持，通過各種手段少交稅或者不交稅，這部分稅收根本入不了國庫。
除了農業稅外，大明還有商業稅，商業稅也很低僅爲1.5-3.3%，但是大明商業極度不發達，萬曆年間商業稅額才340萬。反觀，宋朝有史上最強海上貿易，尤其是南宋一直致力於海外貿易，有20餘處對外貿易港口，有世界商最大貿易港口泉州港，南宋一年商業稅收入就比明朝農業稅要多。
我們都知道“無商不通，無商不富”道理，大凡盛世靠商業才能富裕，雖然我國古代各王朝都重農抑商，但是都沒有明朝做到這麼絕，這也是由朱元璋造成的。他貧民出身，要過飯，當過和尚，對富商極度討厭，登基後極度打壓商人，商人子弟不能科舉考試，不能穿綢緞衣服，社會地位最低;朱元璋仇恨江南首富沈萬三和展示北宋商業繁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兩個極端的對比。
鹽稅和礦稅，明朝很多制度都不讓政府參與到錢的事上，拿礦稅來說明朝廷在財政入不敷出情況下，曾派出稅吏去守稅，遭到了文官集團強烈反對，最後不了了之;直到萬曆皇帝擡出張居正，明熹宗搬出魏忠賢，對抗既得利益文官集團，才取得短暫成功，不久又失敗，明朝廷再次陷入捉襟見肘窘境。在鹽稅上，北宋對鹽實行壟斷價格，控制產銷一條龍，自然鹽業稅收就高，而明朝對鹽的稅收“開中制”並不直接控制鹽稅，稅收都被中間環節貪去了。
貪官多，花費多。
跟宋朝“高薪養廉”“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同，明朝朱元璋實行“剝皮實草”反貪政策，治標不治本，明朝末年，官員貪腐成風，李闖王進京時，從大臣家裏就搜刮出7000多萬兩白銀，比明朝三年稅收總和還要多。
宋朝面對西夏、遼國、金朝、幾乎連連敗仗;明朝面對蒙古、女真、倭寇、安南這兩個朝代面臨外界環境都差不多;但是宋朝實行“歲幣”政策，以極小的代價，每年十萬兩白銀的代價換來幾十年甚至數百年和平;而明朝實行“不和親、不納貢、不稱臣”祖訓，總是以最大的代價來解決邊境危機問題。
國家邊境一旦有難，朱家皇帝身上流氓基因就發作了，挽起袖子掄起胳膊就開打，一點談判藝術都不講，御駕親征最後導致“土木堡之變”，一場戰爭的花費是宋朝“歲幣”幾百倍甚至上千倍，連年征戰必定導致國庫空虛，打到明神宗時期，明朝的疆域已經退縮到了秦朝疆域那麼大。
除了以上幾種原因造成明朝貧窮之外，最關鍵的原因就是朱元璋的“分封藩王”制度。朱元璋吸取漢晉亡於分封，唐朝亡於藩王節度使，宋元亡於“君弱臣強”失敗教訓，開創了有自己特色“以藩屏帝室”，將自己的兒子都封了藩王，他們不但待遇優厚，還手握重兵，雄視天下;明朝藩王還規定，如果中央有奸臣弄權，可以打“清君側”旗號勤王。朱棣抓住了這個朱元璋這個漏洞，奪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後，爲防止重蹈覆轍，開始進行削藩行動。
朱棣爲了強化皇權，規定藩王不得干涉地方軍事事務，不得擅自離開封地，結交地方官員。藩王們不能干涉地方軍務，不能參加科舉做官，不能成爲商人，這就是所謂的“分封不錫土，列爵不臨民，食祿不治事”且不可參合士農工商，並能世襲罔替。
這些藩王爲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薪俸，就的生育更多子女，因此各地藩王成了“生育機器”，他們的任務就是創造人類，致使朱家宗室人口暴漲，到了嘉靖時期登記在冊明朝宗室就達16萬人，到了明末時期，藩王宗室人口連同朝廷給開資相關服務人員，已經超過了一百萬。明朝皇帝傳了17代，每經過一代藩王數量會等差級增加，藩王底下的郡王鎮國將軍將會以等比數量級增長，有明一朝共產生266位藩王，如此驚人數字觸目驚心。
這些人的俸祿這是一個巨大的開銷;如果兩宋的財政收入都用了養軍的話，那麼明朝大部分財政收入都用來養這些蛀蟲。舉個例子，嘉靖時國庫收入130萬金，朝廷支出卻高達241萬金，支出項目佔第一位的就是藩府宗室開支，第二位是武職開支，例如鎮國將軍，輔國將軍，這些都在藩王以內，說白了，還是宗室開支。
明朝爲什麼這麼窮，除了農業稅低，有效徵稅耕地少，商業稅少，戰爭花銷巨大外，筆者認爲明朝藩王制是造成明朝貧窮的最主要原因，子子孫孫無窮盡也，還能世襲罔替，這些皇室宗親的開支透支了大明財政，他們無度的土地兼併造成大批流民，最終推到了明帝國大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