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劉義隆繼承劉裕北伐的政策，於430年、450年和452年三度出師北伐，但都無功而返。特別是第二次北伐失敗，導致北魏長驅直入、直抵瓜步、飲馬長江，造成劉宋江北地區急劇蕭條、六州殘破。宋文帝劉義隆的北伐爲何會屢次失利?
所謂的元嘉北伐，包括了劉義隆在元嘉年間發動的三次對北魏的戰爭。第一次在元嘉七年三月，到彥之爲主帥奉命北上，一度攻克洛陽、虎牢、滑臺等河南重地。但入秋後，北魏轉入反攻，到第二年初春，滑臺等地又重新失陷，前往救援的宋將檀道濟也被逼退，首次北伐以失敗告終。轉眼二十年過去，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派王玄謨率領沈慶之、申坦等，駕着艨艟戰艦從東邊水路北進;臧質、方回等率步騎十萬從西邊陸路直逼洛州。
西路軍一度收復了陝城和潼關，但東路軍不幸爲北魏擊敗。此時魏軍乘勝之威，深入劉宋腹地，一度威脅要讀過長江，文帝只得召還各路軍隊守護自家大本營。二次北伐的失敗，導致劉宋江北六州變得蕭條破敗，荒無人煙。到了元嘉二十九年，太武帝拓跋燾被中常侍宗愛謀殺，北魏宮廷內亂，朝中無主，機不可失，文帝又分兵數路攻向中原。此番仍是東路軍出了岔子：張永遲遲無法攻克碻磝，反被守軍挖地道出城，燒了營壘，東路軍於是退兵。
單絲不成線，孤木難成林，西路的魯爽、臧質等也就無功而返了。也許文帝劉義隆還有心組織第四、第五次北伐，但時間沒有再給他這個機會。翌年，太子劉劭因爲巫蠱之事與文帝產生隔閡，爲了保住自己的儲君之位，暴戾的劉劭竟率兵殺入禁宮將文帝殘忍殺害。劉義隆與老對手拓跋燾走了個腳前腳後，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不由讓人嘆息。那麼，三次北伐都鎩羽而歸，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一，戰略問題
既然決意北伐，就應當在戰略上做好相應的準備。針對魏宋的戰爭態勢，淮河以北各個邊鎮的攻守部署尤爲重要。如果能將淮河南北的軍鎮與周邊鄉村聚落兵民合一，屯戍結合，則守可抵禦鮮卑侵擾，攻則能夠協同反擊。而如果淮北兵強馬壯，糧食豐足，就會在北伐時大大支持主力軍。
但宋文帝顯然忽略了這一點，他長期忽視招集流散、經營沿邊各鎮，導致淮北諸城陷於各自孤立。而北魏看淮河一帶宋軍毫無守備能力，更是猖獗地屢犯邊境，春天來搶麥子，秋天來收割莊稼，導致百姓疾苦，飢腸轆轆，反而把鮮卑騎兵養得膘肥體壯。
而到了北伐之時，宋文帝從荊州、建康等方面出兵，勞師遠征不說，糧草的補給也是個大問題。士兵們餓着肚子，仗自然打不贏。
其二，指揮問題
說到對前線的遙控指揮，我們要麼想到北宋趙光義在出徵前對大將“授以陣圖”，要麼笑談蔣委員長給戰場上營長、連長一級的軍官親自去電，卻不知劉宋文帝本人也是一個“自我迷信”的“軍事家”。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宋文帝在歷次戰爭中一再違背這一常識，不僅在戰略決策上與二三謀士私下籌劃，而且在具體戰術安排上也憑空“遙制兵略”。
徐爰是文帝寵信的近臣，著有文集十卷，有《繫辭》《釋問》等行於世，讓他寫書立傳，可以說得其人哉，但徐爰最多的反而是到前線傳授和宣示文帝的用兵方略和中旨，行使實際上的臨陣指揮權，而將領們必須仰聽成旨，如同提線木偶。
第二次北伐中，東路的王玄謨敗退，統帥蕭斌根據“聖上旨意”打算固守碻磝，而白袍將軍沈慶之一眼看出此時碻磝已是孤城一座，留在這裏只會徒耗兵力，貽誤戰機。但蕭斌不敢抗旨，還是留下兵力守城，結果碻磝仍未逃過陷落的命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如果能遵照這句古語，放手讓前線將領便宜行事，很多戰役可能就是另一個結局。
其三，用人問題
將北伐的罪過完全歸咎文帝的瞎指揮，也確實片面。實際上北伐的將領大多缺乏才能，甚至臨陣膽怯，這也成了元嘉北伐人謀方面的一大敗筆。
第一次北伐的主帥到彥之在文帝年幼時便輔佐其鎮守荊州。當初宋少帝劉義符被廢殺，朝中大臣徐羨之等擁立劉義隆爲帝。而劉義隆對來迎的隊伍疑慮重重，不敢東下，也正是到彥之極力勸說，才讓義隆下定決心，彥之自然也就成了宋文帝的心腹重臣。但此人忠耿有餘，軍略才能卻令人不敢恭維。
當時北魏乘冬季反攻，洛陽及虎牢失陷，滑臺遭到圍攻，此時部下垣護之認爲青州豐饒，兵甲充足且漕運暢通，應當派兵支援滑臺，並率大軍進攻河北，向北魏施壓。但到彥之恰逢眼疾發作，又見黃河結冰，河岸守軍潰敗，且軍中有疫病傳播，最終還是決定退軍。首次北伐的軍備物資相當充足，但由於到彥之撤退得過於惶急，物資被悉數拋棄，武庫一時間竟然空空如也。文帝也知道自己這位心腹實在難辭其咎，只得將其下獄，但隨後不久又被再度起用。
要說劉宋朝沒有善戰的名將也不公平，前文提到的檀道濟、沈慶之都是久經沙場，教敵膽寒的鮮卑剋星。檀道濟在劉裕朝立有大功，到了文帝朝卻反而遭到猜疑。元嘉十二年，檀道濟被宋文帝抓捕處死，罪名是平時常散發財寶貨物招攬逃亡之人，並趁文帝病重期間謀劃造反。而沈慶之雖每每都在前線提出正確的意見方略，卻由於權小言輕，屢屢不被採納。文帝有能人不用，自毀長城，而所用之人往往出師時積極進取，希望僥倖略地，一旦遭遇攻擊，則立刻全軍崩潰，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嘉北伐失敗的原因當然不會只有以上簡單的三方面，從更長遠的意義上看，自元嘉之後，南北攻守易勢，宋齊樑陳唯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地盤也是越來越小，終於被楊堅統一。
宋文帝發動的三次北伐戰爭都是以失敗告終對於當時劉宋統治的社會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國家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古往今來，凡是發動軍事戰爭，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糧草作爲物力資源的支持，同時還會由大量的士兵在戰爭中傷亡，所以每一次的戰爭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總會對於國家的軍事力量產生很大的影響。宋文帝在進行北伐之前，爲了更好的一舉獲得成功，每一次都投入大量的資金來購買軍事所需要的裝備，同時在全國收集糧食，爲士兵作戰提供充足的糧食，根據李延壽在《南史·到彥之傳》中記載：“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雖然劉宋軍隊運輸物資主要依靠的是河道，當時的河道運輸並不通常，造成了運輸物資的遲緩，但是從一方面也顯示出當時物資運輸數量的巨大，才延長了物資運輸的時間。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物資大都在劉宋軍隊北伐失敗之後消耗和損失殆盡，北伐本就路途遙遠，行軍過程中已經耗費了大量的物力資源，而作戰的失敗使得士兵們慌忙撤退，由此許多物力資源並沒有及時地運回，只能夠白白地損失了。同時作戰的過程中，劉宋軍隊在於北魏軍隊的作戰過程中死傷無數，精銳部隊中的士兵被大量的折損，這對於劉宋軍隊的軍事力量來說自然是十分嚴重的打擊。
三次的北伐作戰的失敗，使得劉宋的軍隊不但沒有達成戰勝北魏，掌管河南的統治權，反而一次次的損耗着劉宋朝廷的大量物資和精銳士兵，最終使得劉宋國家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軍事力量逐漸開始衰落下去。
劉宋國家逐漸走向了衰落。
劉宋軍隊在經過三次的北伐戰爭失敗之後，使得自身的軍事力量大大的衰弱，同時大量的資金和物資的消耗也使得朝廷的國庫變得空虛，而北魏因爲劉宋軍隊對其三次北伐戰爭失敗之後，北魏的軍隊勢力逐漸開始膨脹起來。在面對劉宋社會狀況由盛轉衰的狀況之下，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燾趁機率領軍隊南下，向劉宋統治的江淮地區進行了猛烈的進攻。
根據沈約在《宋書·索虜傳》中記載，拓跋燾“自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泥出山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劉宋軍隊在無力抵抗之下，使得北魏軍隊對於江淮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屠殺和搶掠，劉宋社會經濟最爲繁榮的地區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這自然對於本來就國庫空虛的劉宋朝廷來說，在經濟上更是十分嚴重的打擊。
此後，北魏太武帝一直對於劉宋社會進行侵略攻打，一直到了元嘉二十八年的時候，北魏太武帝才率領軍隊撤回，根據李延壽在《南史·宋太祖文帝紀》中記載，經過北魏太武帝常年的侵略之後，“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 青、冀、二兗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由此可見當時北魏的侵略對於劉宋社會的安定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和破壞。
雖然在進行北伐之前，劉宋社會通過宋文帝對於國家的一系列改革發展之後，國家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進步，但是經過三次北伐失敗的經濟和人力的損失以及後來北魏太武帝對於劉宋社會的大肆地入侵和破壞之後，社會已經開始變得動盪起來，不管是在財力還是人力方面，都逐漸地走向了衰落的道路，這就進一步加速了劉宋政權的最終滅亡。
劉宋與北魏的對抗變爲被動劣勢。
劉宋在沒有對於北魏進行北伐之前，雙方的基本上處於一個南北對峙，相互之間勢均力敵的狀況之下，這個時候的兩方誰都沒有能力將其中一方政權消滅，因此如果一直保持這種情況下，雙方有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都能夠共存下去。但是宋文帝卻因爲對於自己國家軍事和經濟實力的錯誤預估，因爲自己有能力抵抗當時的北魏，因此不斷地拼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與北魏進行對抗，主動的出兵北伐，結果最終失敗。
三次北伐失敗的結果不但使得劉宋自身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擊，也同時讓北魏對於劉宋國家真正的實力有了清楚的認識，發現了劉宋軍隊建設方面的弱點，因此北魏在充分對比雙方軍事力量和作戰優勢的條件之下，自然有了更大的信心獲取勝利，這一點從拓跋燾個人的言論就能夠看出來，根據沈約在《宋書·索虜傳》中記載：“南師屢無功，爲燾所輕侮。”此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經常指責和羞辱劉宋，對於宋文帝更是進行了直接的責罵，有了這種勝利的信心之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更加的主動的頻繁的對於劉宋軍隊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和侵略。
宋文帝出兵北伐卻最終失敗，使得自己軍隊的士兵在人力和軍心之上得到重創，軍事力量的衰落使得北魏和劉宋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從而使得北魏政權不斷地膨脹，不管是在軍事實力方面還是軍心方面，都遠遠地高於了劉宋軍隊，劉宋自此由於北魏之間的勢均力敵的局面轉變爲處於很大的劣勢之下的被動的防守局面。
劉宋朝廷內部統治出現危機。
三次的北伐失敗使得當時朝廷中的許多官員對於北魏軍隊的實力產生了畏懼的心理，尤其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率領攻打江淮地區，更是給朝廷內部的官員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危機，當時朝廷內部的官員和社會中的百姓們一度人心惶惶。根據《南史·宋太祖文帝紀》中記載，當時“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鹹荷擔而立。”由此可見，北魏軍隊給當時劉宋的人們造成的心理恐慌的嚴重性。
對於外部敵人的恐慌，自然就會引起對於內部統治的不滿和對於自身國力的失望，因此當時的百姓和官員對於劉宋朝廷的統治產生了不滿。雖然從建國以來，北方就一直不斷地受到胡人地侵擾，但是當時的劉宋軍隊卻能夠抵禦他們的侵略，但是這次北魏軍隊卻能夠長驅直入，對於江淮地區進行侵略，這對於當時江東的士庶來說是一種很大的衝擊，劉宋社會普遍形成了一種心理危機，嚴重威脅着劉宋政權的統治。
軍事的鬥爭的失敗自然也會引發朝廷之中內部的爭論，從而引發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由於宋文帝的領導失誤，因此使得他的威望在社會種下降，甚至放棄了封禪的想法，這就一度引發了朝廷內部的動盪。宋文帝將北伐失敗的原因還歸結到江湛身上，說“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由此可見，當時的宋文帝在重建威望無力的情況下，開始迫害大臣，統治集團自然變得十分混亂，內部矛盾也更加的尖銳。
在宋文帝決定北伐的時候，太子劉劭是堅決反對的，但是宋文帝卻並沒有聽他的，在北伐之敗之後，太子劉劭對於宋文帝更是不滿，以太子和宋文帝形成了兩方勢力，雖然宋文帝一度想要將太子劉劭廢除，但是還沒有謀劃好廢黜太子劉劭之前，劉劭卻先於宋文帝發動了政變，果斷地將宋文帝殺害了。其實在第一次北伐失敗之後，宋文帝對於劉宋國家的實力就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但是宋文帝卻不甘心放棄，選擇連續三次北伐北魏卻最終失敗，最終給自己也給劉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不可扭轉的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