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梃擊案，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萬曆十四年(1586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一道名爲《爲懇乞宸斷冊立東宮以重國本事》的奏疏拉開了國本之爭的帷幕，此後的近三十年間明神宗同文官集團就立朱常洛爲皇太子還是立朱常洵爲皇太子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博弈，結果始終都是一個人在戰鬥的明神宗不得不做出妥協，萬曆二十九年十月朱常洛被立爲皇太子、朱常洵被封爲福王，萬曆四十二年三月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陽，就在人們都以爲國本之爭至此結束的時候，風雲再起……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的守衛情況(俗稱東宮)並沒有因爲福王朱常洵就藩而有所改觀，本該由禁軍守衛的儀門依然空無一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宦官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宦官也還像以前一樣慵懶的靠着宮門打瞌睡，五月初四日酉時(下午五至七時)，手持棗木棍的張差突然闖入慈慶宮，在打傷了一個七十多歲的守門老宦官後被朱常洛的內侍韓本用帶領幾個宦官制服，張差意圖刺殺朱常洛的梃擊案就此案發。
蓋東宮侍衛落落，宮門僅老閹二，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儀門虛無人，殿上才七八人。——《先拔志始》
當天戌時(十九時到二十一時)，張差被韓本用等七八個宦官綁送至東華門指揮朱雄處看押，問明緣由後，朱雄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把總趙國忠審問張差。
在趙國忠面前，張差除了承認自己是薊州井兒峪人之外就只是語無倫次的重複着“吃齋、討封、效勞、難爲我”這幾個詞。
其實，根據張差重複的幾個詞就可以大致推斷出梃擊案的真相：張差是薊州井兒峪鄉民，如果沒有人協助他連薊州都出不了，如果沒有人難爲他他怎麼會遠赴慈慶宮行刺，如果沒有人向他許諾封賞他怎麼敢去行刺，所以，張差一定是在難爲面前選擇了向封賞低頭，最終在某些人的協助下進入慈慶宮行刺朱常洛。
無論這個真相朱雄和趙國忠有沒有推斷出來，他倆都不可能承認這個真相，因爲一旦如此，梃擊案的主要責任就要由他倆來承擔了，如果張差是個瘋癲之人，他倆的罪責就會小很多，所以在給巡皇城御史劉廷元的報告中朱雄、趙國忠都說張差是個瘋狂之人。
初四日戌時，有慈慶宮不知姓名內相六七人，拏獲不知姓名男子一人，與本門收留見在，即批發把總趙國忠查審，張差系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相似瘋狂。再三考詢，本犯止呶呶稱‘吃齋、討封、效勞、難爲我’等渾語。——《萬曆邸鈔》
劉廷元更是個油滑之人，他不僅接受了朱、趙二人的說法，還爲了避免自己在以後有人從張差哪裏審問出什麼時承擔隱瞞真相之責，在給明神宗的奏疏中刪除了“討封、難爲我”這幾個容易使人浮想聯翩的字，並且寫下了“按其跡若涉瘋魔，稽其貌的是黠猾”。
按理說，梃擊案至此還算是正常，面對皇太子遇刺這種重大事件，僅憑朱雄、趙國忠、劉廷元三人是無論如何也查不清的，所以他們在對待梃擊案時力求自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梃擊案接下來的發展只有用荒誕不經來形容才最爲合適。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十，明神宗下詔令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山東司員外郎趙會楨、山西司員外郎勞永嘉、郎中嶽駿聲等人共同審訊張差。
作爲大明主管刑法的官吏，胡士相、勞永嘉等人本該秉公斷案，揪出張差背後的主使之人，可是僅經過一天的審理，胡士相、勞永嘉等人就給梃擊案弄出了一個看上去很合理實際上卻漏洞百出的來龍去脈。
張差在積存於家中的柴草被鄰里李自強、李萬倉等人焚燬之後，因對當地官吏的處理不滿意而氣憤至極，進而導致神經錯亂，於是就想前往京師訴冤，恰好在路上遇到兩名男子，二人看張差神經錯亂就故意欺騙張差說“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棗木棍)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張差不知受騙，所以就手持棗木棍經東華門闖進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並打傷守門老宦官。
如果不是載於正史，很難想象這種漏洞百出的來龍去脈居然出自於大明主管刑法的刑部官吏之手，可是，更加荒誕的還不止於此，刑部署印侍郎(地位僅次於刑部尚書)張問達、內閣首輔方從哲、內閣輔臣吳道南等一衆朝中大臣不僅認可了胡士相、勞永嘉等人審理出的來龍去脈，還同意了他們對張差“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的判罰。
正當梃擊案要以神經錯亂的張差被“斬決不待時”結案時，恰巧王之寀從大理寺左評事調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又恰巧五月份輪到王之寀兼任刑部提牢主事(主管刑部監獄，能接觸到張差)，又恰巧王之寀是個正直的人，在這一連串巧合之中，王之寀僅憑一句“老實交代給你飯吃，不老實交代餓死你”就從張差口中得出了梃擊案另一個版本的來龍去脈。
張差小名張五兒，在親戚馬三舅、李外父的牽線搭橋下跟隨一不知姓名老宦官抵達京師，隨後被安排到一座大宅子內居住，五月初四日，又有一不知道姓名的老宦官在給了他一根棗木棍後引領他至慈慶宮外，並告訴他見一個打一個。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王之寀將自己從張差口中得知的來龍去脈寫成奏疏上呈明神宗，感到事態嚴重的明神宗下令三法司對張差進行會審。
忽提牢主事王之寀從袖中出鞫問獄情，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見張差年壯力強，非瘋魔人，隨屏去吏役，再三密問，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將差交與不知姓名一老宦官跟隨到京，又有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指宦官)與飯與棍，至有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等語。——《明神宗實錄》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會審開始，王之寀首先拿出自己對張差的訊問記錄示於衆人，結果僅得到了陸夢龍一人的支持，由於害怕張差供出什麼驚人的祕密，除了王之寀、陸夢龍之外的其他在場官吏都不主張繼續審問張差，之前就審問過張差的勞永嘉更是抓住陸夢龍的臂膀幾乎以懇求的語氣說到：“今不得已而訊，止問二內官及馬、李二確 名四語之外，若更問一語不記”。
接下來，荒誕不經的場景接連出現：當張差一語不發時，陸夢龍準備給張差上夾棍，可是卻“無應者，再四怒呼乃具”;當張差供出自己見到的兩個老宦官一個姓龐、一個姓劉時，胡士相、勞永嘉二人趕忙阻止王之寀和陸夢龍繼續問張差兩個老宦官的具體姓名;當張差供出“打小爺(指朱常洛)”時，胡士相、勞永嘉急忙站起來說：“此不可問”。
自古以來審問囚犯都是“問官患囚不言”，可是此次會審居然會出現“問官畏囚若此”的反常現象，如此的荒誕不經使得對張差的會審硬生生變成了一場鬧劇。
此次會審雖然在胡士相、勞永嘉的阻撓下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但卻不是一無所獲，因爲福王朱常洵的生母鄭貴妃的宮中恰巧有龐保和劉成兩位親信宦官，並且根據張差稱呼在場官吏用爾、自稱用我和張差準確畫出了從薊州至京師的路線圖兩個細節來看，張差既不瘋狂，也不會神經錯亂，而是個思維清晰、有點小精明的正常人。
(張差)長身駢脅，睨視而傲語，見問官稱‘爾’，自稱‘我’，絕無風顛。——《梃擊始末》
既然張差是個正常人、既然梃擊案已經牽連到鄭貴妃，那麼梃擊案的事態就嚴重了，爲了避免梃擊案進一步發酵，內閣輔臣吳道南在三法司會審過後找到了東林黨人孫承宗詢問之後梃擊案該如何審理，孫承宗給出了“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的答覆。
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明史·孫承宗傳》
孫承宗給吳道南答覆之後，雖然王之寀、陸夢龍等人仍然想竭盡全力挖出梃擊案的真相，但是在胡士相、勞永嘉等人和一衆朝中大臣的阻撓下，梃擊案的後續審理就變成了擠牙膏。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張差供出馬三舅的真名爲馬三道、李外父的真名爲李守才、龐姓宦官的全名確實是龐保、劉姓宦官的全名確實是劉成。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張差供出自己已經被龐保、劉成二人用金銀豢養三年。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張差供出自己假扮成光祿寺的人員混入皇城，然後在劉成的引領下經東華門進入慈慶宮行刺。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梃擊案再也審理不下去了，皇太子朱常洛公開表示梃擊案到張差、龐保、劉成三人這裏爲止。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明神宗、皇太子朱常洛、鄭貴妃及羣臣的面前，張差被處決、龐保和劉成被杖斃，梃擊案成爲了一個永遠的迷案。
單從表面上來看，面對皇太子遇刺的梃擊案，胡士相、勞永嘉、方從哲、吳道南等人一再阻止王之寀等人查清梃擊案的真相似乎是奸邪小人同正人君子之間的較量，經過一系列荒誕不經的審問後，真相終於被掩蓋，正人君子輸給了奸邪小人，可是當我們仔細審視梃擊案從案發到張差等人之死的整個過程卻不難發現胡士相等奸邪小人和王之寀等正人君子都在刻意迴避兩件事：
1、既然是行刺，張差爲何會拿一根棗木棍;
2、張差供出龐保和劉成之後，無論是胡士相等人、還是王之寀等人都沒有讓張差同龐保、劉成二人當面對質，就連張差被處決、龐保和劉成被杖斃也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
鄭貴妃若真想指使人刺殺朱常洛，讓自己的兒子朱常洵登上皇太子之位，那麼她怎麼可能會蠢到讓張差拿一根棗木棍去行刺。不讓張差同龐保、劉成當面對質就無法確定他見到的兩個老宦官到底是不是龐保和劉成，如果那兩個老宦官故意假稱自己是龐保和劉成，張差也分辨不出真假，所以，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對這兩件事的故意迴避很有可能都是想讓梃擊案同鄭貴妃保持一定的聯繫。
結合國本之爭的大背景，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並沒有因朱常洵的就藩而穩固，這一點從梃擊案案發時慈慶宮的守衛情況就可以看出，如何穩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由於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都屬於文官集團，文官集團又是幫助朱常洛穩固皇太子之位的主力，所以將梃擊案同鄭貴妃聯繫起來就能同時起到打擊鄭貴妃和朱常洵、穩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的作用。
但是，這依然無法解釋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在梃擊案審理過程中截然相反的表現，直到天啓五年(1625年)閹黨爲了打擊東林黨人而編纂的《三朝要典》將王之寀作爲罪魁禍首公之於衆，一切纔會水落石出。
原來，胡士相、勞永嘉、方從哲、吳道南等人均是齊楚浙三黨成員，而王之寀等人則是東林黨人，結合當時是齊楚浙三黨主政的具體情況，就不難發現胡士相等人和王之寀等人在梃擊案審理過程中截然相反表現的本質還是黨爭。
作爲文官集團的組成部分，胡士相、吳道南等人希望梃擊案同鄭貴妃有一定的聯繫，因爲這樣可以穩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作爲齊楚浙三黨成員，他們又不希望將鄭貴妃明確爲梃擊案的幕後真兇，因爲這樣齊楚浙三黨肯定要與鄭貴妃勢力短兵相接、還天下人一個公道，由於明神宗對鄭貴妃的寵愛，齊楚浙三黨與鄭貴妃勢力的短兵相接很有可能會落得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所以梃擊案纔會在胡士相等人的手裏變成了荒誕不經。
只是他們沒有想到，在這荒誕不經的背後，王之寀等東林黨人則在醞釀一個天大的陰謀：將鄭貴妃是幕後真兇作爲梃擊案的真相，迫使主政的齊楚浙三黨與鄭貴妃勢力兩敗俱傷，最終使東林黨人漁翁得利。
對於東林黨而言，這個天大的陰謀確實會有着有着巨大的收益，可是伴隨收益而來的巨大風險也是他們不得不考慮的，因爲將鄭貴妃確定爲梃擊案的幕後真兇同樣還意味着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的短兵相接，一旦王之寀想要漁翁得利的陰謀被齊楚浙三黨識破，齊楚浙三黨與鄭貴妃勢力聯起手來打擊東林黨，東林黨絕對是招架不住的(最終在天啓時期三黨與魏忠賢聯手打擊東林黨)。
正是由於東林黨內有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吳道南向孫承宗詢問東林黨對梃擊案的態度時(吳道南等齊楚浙三黨成員怎麼可能不知道如何處理梃擊案對自己更有利，所以吳道南詢問孫承宗實際上就是要摸清東林黨的態度)，孫承宗纔會給出“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的答覆。
根據孫承宗的答覆，再結合前文中王之寀身上的一系列巧合，其實還可以推斷出來東林黨內策劃那個天大陰謀的另有其人，王之寀等人只不過是馬前卒而已。當孫承宗做出答覆後，也就意味着東林黨內部失去了推動那個天大陰謀得逞的動力，所以在孫承宗給吳道南答覆後，僅僅只是馬前卒的王之寀等人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將鄭貴妃是幕後真兇作爲梃擊案的真相。
幸虧王之寀等少部分東林黨人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否則的話，大明很有可能撐不到崇禎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