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晉徽商人在清末時期逐漸衰落的原因是什麼?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把清末晉、徽商幫的興衰放到全球經濟發展的框架中進行比較，會發現他們的興旺發達和衰落都與海外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和所對應的市場份額有關。而鴉片戰爭後,歐美商人可以直接進入內地採購並享受低成本運輸費用的貿易特惠,以及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越來越喪失其競爭優勢和市場份額,是清末商幫衰落的重要原因。
(一)晉商與蒙俄的貿易
根據《晉商興衰史》的記載，鴉片戰爭前每年由晉商販運到恰克圖的茶葉最多時達700多萬斤,當然估價約在500— 600萬兩白銀。這還沒有算上途中銷售在蒙古境內的茶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晉商壟斷的中俄恰克圖貿易額已達到1240萬兩白銀,其中茶葉出口額大約爲1 176.76萬兩。
這個貿易額已遠遠超過了當時晉商傳統鹽業年均500萬兩左右的貿易額,說明在與俄羅斯出口貿易的擴張中,傳統的鹽業貿易已在晉商的商業經營中退居第二位。
正是在大規模茶葉出口貿易的推動下,晉商在道光年間壟斷了中國武夷茶在長城以北的貿易。同時票號生意也應運而生。票號生意在道光年間興起並非偶然,因爲大規模的長途出口貿易需要大規模的白銀週轉。票號可以替代過去不得不僱傭鏢局運送白銀的方式,既降低了貿易成本,又滿足了白銀的週轉需求。
這樣的現象一直持續到了1860年前。
但是隨着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後,俄商取得了在蒙古邊境以及張家口和天津、上海、漢口等地的通商權,後來又相繼獲得了海關茶葉免稅權和在中國的水路運輸貿易特惠權。
這樣的結果使得晉商也只得和俄商一樣先把茶經水路運至天津，但卻遭收了高額的厘金稅。清政府的這種政策使晉商的運輸成本遠高於俄商。其結果便是俄商對晉商茶葉市場份額的不斷侵蝕。
從1862年俄商開始到中國內地設立茶棧、購買華茶,參與中俄茶葉出口貿易之後,俄商在中俄茶葉出口貿易中的市場份額急劇增長。
到了1868年時,恰克圖的晉商商號已經大幅度下降。
一方面,在各種優惠政策下,俄商在獲取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利潤的同時,也在中國茶區設立茶磚廠,侵蝕着中國的茶葉生產利潤。另一方面,被迫進入俄國內地營銷茶葉的晉商又遭到俄國政府的打壓。再到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爲了排擠在俄晉商,又違背中俄條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徵收重稅,致使許多晉商陷入了更加艱難的經營困境。
以後隨着俄商在華茶磚廠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大和俄國西伯利亞鐵路的開通,晉商更是越來越難以與俄商競爭。中俄茶葉出口貿易在晉商的經營中完全消失。
(二)與晉商類似的徽商最初的興起同樣與茶葉貿易有關
徽商在經營茶葉和本地特產的長途貿易中興起。《徽商研究》的記載同樣在鴉片戰爭前,徽州鹽業年均利潤總額大約爲100— 120萬兩,而茶葉出口的年均利潤總額約爲200萬兩。
自17世紀茶葉開始大規模出口歐洲以來,徽商便是中國茶葉出口的一支主力軍。茶葉出口的豐厚貿易利潤是徽商資金積累的主要來源,並維持了徽商自康熙年間到道光年間近一百數十年的繁榮。
同樣是經營茶葉出口,徽商的衰落之所以早於晉商,是因爲徽商經營的茶葉主要是從南部沿海出口,更早受到西方商人的衝擊。
早在16世紀初,徽商就已經開始從事海外貿易。最早時期(16、17世紀)的一部分海商就來自於徽商,如明朝著名的海商首領許棟、汪直、徐海與林碧川等人都源自徽商,說明當時徽商的貿易鏈條一直從中國內地延伸到中國東南沿海和印度洋。
由於徽商在中國茶葉出口貿易中的重要地位,當初“廣州十三行”由清政府所任命的“廣州行商”中,許多人就是擁有巨資的徽商。
同晉商類似,徽商的衰落同樣與茶葉出口貿易中市場份額的喪失有關。
鴉片戰爭後,以英國爲代表的外商開始在中國內地設立茶棧茶行,直接從茶區購買茶葉;徽商在國內的茶葉貿易利潤也開始受到外商的侵蝕。
19世紀30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先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祕密建立茶葉生產基地,後又在錫蘭建立茶葉生產基地。然後,英商又在國際市場上大打廣告戰,用印度茶和錫蘭茶排擠中國茶，導致中國茶在歐洲的市場份額急劇下降。
(三)中國傳統商行多米諾骨牌效應
到19世紀末,中國已基本上被排擠出了歐洲市場。茶葉貿易鏈條的縮短和中國茶在國際市場上的失利造成徽商茶葉貿易不斷虧損。而由此所引發的資金匱乏,也導致了無法再支持大規模的長途販運,從而也帶來了典當、木、絲、米等其它業務的衰落。徽商從此一蹶不振。
至於其他山東和陝西商幫等,他們主要是從事國內長途貿易。雖然他們沒有像晉、徽商幫那樣,與出口貿易關係巨大。但在做國內長途貿易的同時,乾隆後期的山東商人也將棉花、綢布和茶葉遠銷到蒙古、東亞與南亞一帶,並因此獲取了大量利潤,積累起鉅額資本。
同樣的在鴉片戰爭後,外國商人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國內傳統手工業的利潤下降,傳統商幫很難從事舊業,一些商人因此或充當洋人買辦或轉向經營珠寶、書紙業等可以避免與洋貨競爭的商品。
傳統意義上的商幫,如晉、徽商幫等已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