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清初六大弊政，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明朝滅亡，滿清入主中原後，攝政王多爾袞頒佈圈地令、剃髮令、投充法、逃人法、禁關令以及屠城，學者紀連海、閻崇年稱之爲清初六大弊政。
圈地令
多爾袞率清軍入關後，滿清將被圈土地分給皇室、王公、八旗官員和旗丁，又稱旗地。名義上是圈佔無主荒地或明朝貴族的官莊，實際在圈佔過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爲官莊，把熟地硬說是荒地，把私田硬說成無主的荒地。
同時，“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傾家蕩產，無以爲生。結果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流落他鄉或淪爲滿洲人莊田的農奴，成爲供他們奴役、剝削的農奴。
八旗所圈旗地，不準私自買賣，“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許越旗賣價及私售於民”，違者按律治罪。多爾袞憑藉攝政便利，冀東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圈地後，很多農民田地被佔，流離失所，部分地主或農民投充到八旗莊園，或流亡他鄉，造成大量流民、乞丐出現。
清軍入關後，還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當於今日東城、西城的內城，只許滿、蒙、漢三個八旗的將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則全部被迫遷移至京師外城——即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崇文、宣武兩區。
順治元年十二月，清廷第一次頒佈圈地令，在京畿地區大量圈佔民有田地，欺壓漢人。
順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範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潞安、平陽、蒲州。
順治四年正月，清廷第三次圈地，圈入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
除前三次圈地令，清廷在各地亦大量圈佔旗田、皇室族田，現在遍及大陸甚至臺灣均有以“旗田”爲地名的歷史痕跡。
三次共圈佔土地約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畝(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頃七十一畝，一晌約六畝)，其中皇室莊田僅佔五千七百多頃。
圈地運動前後持續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康熙二十四年廢止。
投充法
投充是圈地的後續，由於直隸畿輔地區大量土地被圈佔，必須有大量的人力耕作。順治二年(1645年)春，多爾袞頒佈“投充法”，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屯墾，成爲近似歐洲農奴性質的農戶。被投充的人是奴僕，主人可以隨意買賣他們。
許多圈地後的原有農民因家產被奪佔，只好“帶地投充”，帶地投充者僅需交租稅，若無土地則負擔較大。同時出現旗人士兵強逼漢人的“滿洲威逼投充”，或大地主爲維持對土地持有與使用權而主動帶地投充的情況。
投充法造成的結果是任意逼迫平民爲奴的現象也隨之日漸嚴重!這也就日漸出現百姓人心惶惶的現象!在各地人民中間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激化了民族之間的矛盾!
順治二年四月，朝廷發現此情形後上諭：“前聽民人投充旗下爲奴者，原爲貧民衣食開生路也。……今聞有滿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於土賊奸細分民屠民之言，輒爾輕信，妄行投充者。”並申斥違法的投充、強逼投充。投充造成逃人的問題，於是產生了逃人法。
逃人法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爾袞以爲“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爲此制定“逃人法”，有條目一百多個，重在嚴懲“窩主”，一經查獲，窩主就地正法，財產沒收。
“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爲連坐”，逃亡三次者處以絞刑。又設立“督捕衙門”，捕捉逃人，“新朝立法重逃人，窩隱之家禍切身”。
順治六年又改爲“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順治七年六月，廣西巡撫郭肇基等人因爲“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順治十年豪雨成災，“直隸被水諸處，萬民流離，扶老攜幼，就食山東。但逃人法嚴，不敢收留，流民啼號轉徙”。
龔鼎孳說：“畿輔之民圈佔以後，田廬蕩然。年來水澇頻仍，道殣相望。近以逃人衆多，立法不得不嚴，而有司奉行未善，使流徙者竟無所歸。……今聞山東一帶流民復千百成羣，攜男挈女，蟻聚河干，望救無門，逃生無路。當此嚴風密霰，墜指裂膚之時，此輩衣不掩脛，食不充腹，流離溝壑。……萬一愚冥無知，不肯束手就斃，一旦良民化而爲亂民，即發兵剿除亦非難事，而使數萬生靈頓作刀頭之鬼，究其所自，亦止是無衣無食，茫無投奔之百姓耳。”
逃人法造成的結果是人人自危，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加深了人民的災難，激化了民族之間的矛盾。
康熙四年開始修訂逃人法。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改三次死刑爲發配寧古塔。康熙三十八年撤裁督捕衙門。
一場清朝統治者的“利益盛宴”之下，百姓無不懷恩戴德，感念聖朝之仁慈。
禁關令
清兵入關後，多爾袞就在1644年下令嚴令禁止內地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這就是禁關令。
清初滿洲人傾族入關後東北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爲“祖宗肇跡興王之所”，藉口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後因俄國不斷侵佔東北土地而解除封禁移民實邊。
“柳條邊”：爲了嚴格執行“禁關令”，從順治年間開始，清朝政府不惜代價於滿洲境內分段修築了一千多公里名爲“柳條邊”的籬笆牆——滿洲長城，也稱柳條邊牆、柳牆、柳城、條子邊，至康熙中期完成。
從山海關經開原、新賓至鳳城南的柳條邊爲“老邊”;自開原東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爲“新邊”。邊牆以東的滿洲嚴禁越界墾殖，邊牆以西則作爲滿清的同盟者蒙古貴族的駐牧地。
至1840年東北人口僅突破300萬，比一百年前相比雖然猛增了七、八倍，而此時的全國人口已達四億多，兩相比較，東北的人口僅爲不足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到了清末，國際上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俄對東北虎視眈眈。在此形勢下，清廷不得已於1860年在東北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至1910年東北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建立後，“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新中國成立前夕達到近4000萬人。
剃髮令
1644年夏，多爾袞頒佈剃髮令。所謂剃髮，是指男子必須依滿洲習俗剃髮：前部頭髮剃盡，頂發四周邊緣剃去寸許(金錢鼠尾)，不遵令者當“逆命之寇”。
清軍攻下南京、蘇州、杭州後，認爲大局已定，便重申剃髮令，實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韓菼《江陰城守紀》);攻陷廣州後，頒佈剃髮易服令說：“ 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 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
清朝的統治者諸如多爾袞等人會在髮型和服飾上面不惜對漢族民衆痛下血手，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視與遊牧民族對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滿洲皇帝是有深謀遠慮的。
早在皇太極統治時期，他就曾經總結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數世之後，皆成漢俗”的歷史教訓，認爲滿洲入關之後，也會不可避免的漢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漢化而消亡的危險!
爲避免這一點，皇太極認爲，關鍵是要保證滿洲人的“騎射”傳統。爲保證騎射，滿洲人的辮子、胡服是絕對不能放棄的!這是皇太極留給後世的“祖訓”!
既然“祖訓”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證其統治的長久，那麼唯一的犧牲品就是漢族人民!改換髮式、衣冠可以營造一種“同類”的假象，避免漢人因爲髮式、衣冠的差異而引發“華夷之辯”與“亡國之痛”!
漢民族的髮式、衣冠到這時候，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她集中凝結着漢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剃髮、易服其實就是從精神、文化上滅族!正如顧炎武先生的“斷髮”所說的那樣，“一旦持剪刀，剪我半頭禿”，“華人髡爲夷，苟活不如死!”
這就是爲什麼因爲髮式、衣冠的更改而能夠引發驚人的血案的原因!清軍入關後全國因服飾、髮式而被殺的漢人不下百萬，當時在中國的一位西方傳教士看到這些情景寫到：“全世界像漢族這樣因服飾，髮式而遭屠殺的民族絕無僅有。”
從清末開始，到清朝滅亡之時，剪辮子成了全國範圍從下到上又從上到下的革命運動。
屠城令
在清朝軍隊對於中原地區的征服過程中，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百姓如不順從清王朝，敢於抵抗的，破城之後，大殺百姓。著名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此外還有崑山之屠、嘉興之屠、常熟之屠、蘇州之屠、海寧之屠、廣州之屠、贛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此時的多爾袞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
清初的屠城事件，使中國人口由明末的五千多萬下降到順治年間的一千多萬(均官方統計)。因當時需繳納人頭稅，所以民間隱匿了大量人口。考慮諸多因素，許多專家認爲明末中國人口應在一億以上，甚至最多時接近兩億。保守估計，死亡數量應該在四千萬至八千萬。
滿清的屠殺使中國人口銳減了十之八九，這是非常駭人的數字，使得中國多地“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也使中國進一步加深了封建制度的束縛;亦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後期已經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經濟直到乾隆年間才基本恢復到明朝萬曆時期的水平。
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殺死亡人數之多是中國曆次改朝換代之最。其實東方落後於西方，正是始於明朝的滅亡。
歷史上對滿清大屠殺的評價大多偏向對其殘忍性的貶斥，滿清民族對漢族軍民的屠殺是由民族性格帶來的，對武力的崇尚以及對漢民族的歧視。在古代文化中，漢民族的文化是先進而又璀璨的，在滿清的慘痛屠殺後，漢族不但沒有妥協而且激起了更爲頑強的抵抗，這也是後來清廷在屢遭失敗後被迫做出政策上調整的原因。但是被屠殺的人口始終是一個鮮紅的數字，在歷史的記憶是中揮之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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