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的更迭往往會伴隨文化思想的變革。出現於初唐高宗朝中後期的四傑，其文化心態和藝術精神相對於前朝文人及當朝的龍朔詩人，呈現出新的特質，在他們的人格品德和創作實踐上都有深刻的反映。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傑的得名，歷來衆說紛紜，學者曾作詳細的考證。一般來說，“四傑之稱大抵始於咸亨初年。”
《舊唐書•裴行儉傳》言：“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可見四人的齊名緣於其文。唐人稱頌四人才藻相類，喜歡對其品評比較。
其實四傑不僅文才相似，綜觀一生，同樣福薄命舛。縱使少負才名，無奈沉浮輾轉，處境悲涼。王勃天資聰慧又有家學淵源，相傳六歲能文;楊炯幼時博學聰敏，十歲舉神童，待制弘文館;駱賓王七歲以一首《詠鵝》顯示過人才氣，流芳千古。但命運不但沒有偏袒才子，還額外降禍。
王勃二十七歲遇險溺水而死，生命剛剛啓幕就匆匆收場。楊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職小，晚年悽慘寂寥。盧照鄰雖活到了六十歲左右，但三十八歲即得惡疾，幾成殘廢，因難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歿。駱賓王的結局更是說法不一，無論兵敗被誅還是投江自盡，都無盡悲涼。
引用王勃《別薛華》中的“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評價四人實爲貼切。
初唐四傑的人格品德
傳統文人受正統儒家文化薰陶形成“達則兼濟天下，窮着獨善其身”的思想，四傑也不例外。
青年時的王勃就有“學而優則仕”的抱負，他以才華爲進階石，以極高的政治熱情撰寫《上劉右相書》，直陳政見，揮斥時弊，希望躋身臺輔，決策中樞，“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受到當權者的重用。楊炯二十七歲應制舉及第，授校書郎。盧照鄰爲鄧王元裕賞識，被授鄧王府典籤。駱賓王宦海幾浮幾落，但政治熱情始終不減。
四人都有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王勃的《滕王閣序》雲：“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可見其經世濟國的宏願。楊炯以《從軍行》、《紫遛馬》、《戰城南》、《送劉校書從軍》等邊塞詩讚美邊塞將士保衛邊疆、建功立業的愛國抱負，更流露豪情壯志。盧照鄰的《詠史》吟詠漢代季布的風雲際遇，寄寓了他兼濟天下的進取意識、積極入世的願望和堅持操守的精神。駱賓王雖一生坎坷，但從未放棄政治抱負，《從軍行》表現了他投筆從戎、忠君報國的凌雲壯志。
有學者撰文說明王勃、楊炯的儒學思想源於關隴儒學和河汾之學。盧照鄰、駱賓王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齊魯之學。
朝代的更迭致使統治思想亦產生變革，唐朝的統治者自然摒棄前朝的不良影響，從新的角度發掘儒家思想的內涵，“貞觀君臣繼承了周、隋以來北方儒學強調的‘王道政治’的理論，並明確標舉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其政治指導思想。”四傑接受的正是這樣的儒家思想，這成爲他們經世濟國、兼濟天下的宏圖偉願的根源。
命運對初唐四傑十分不公。在表達宏圖偉願的同時他們又有不少抒寫內心苦痛的詩文。四傑將懷才不遇的個人感傷與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結合，表現出不卑不亢、白璧無瑕的高風亮節。
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屢遭挫折，一首《別薛華》將悲涼不幸濃縮字裏行間，但他沒有停留於此，《採蓮曲》以優美的文辭、真摯的情感抒發採蓮女對遠征丈夫的思念，反映連年征戰的社會現實。盧照鄰的五言詩《曲池荷》寄寓了他抱纔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贈益府羣官》透露出個性耿介、不同流合污的品德。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既表現了“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的無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跡。
相對於同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龍朔詩人的利慾薰心、阿諛獻媚，初唐四傑以詩文表白心跡，顯示其兼濟天下、剛正不阿的胸襟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