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生活於唐太宗貞觀末年至武周證聖元年的近七十年的時間裏，而他們的文學創作高潮則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共同執政的二聖時期。在此之前的太宗朝，詩人隊伍主要是唐太宗和圍繞在其身邊的宮廷文人，他們的詩歌創作內容比較狹窄。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以“四傑”爲代表的下層知識分子走上詩壇以後，徹底改變了詩人隊伍由宮廷文人一統天下的格局，使得詩歌創作的題材範圍得到了極大的拓展，使詩歌創作題材“從宮廷走向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並以自己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開啓了富有雄壯剛健骨氣的唐詩之音，爲大唐詩歌盛世的到來作出了巨大貢獻。
注重詩歌的風骨
“四傑以才子齊名出現於文壇而嶄露頭角時，就懷着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四傑”所提倡的剛健骨氣實際上已經開啓了唐人風骨論的先河。
“風骨”一詞最初並不是用來品評文學藝術作品的，它作爲文學批評的專門概念來提出，始於南朝齊樑的劉勰。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篇中，對風骨的闡釋奠定了風骨在中國古典文藝學和美學中的地位，涵蓋了對文學藝術語言形式和思想感情的兩方面要求，而且涉及時代的風貌特徵。
在文學史上最爲人們所熟知的是“建安風骨”。建安風骨即以“三曹”、“七子”爲代表的建安詩人創作的詩歌以其厚實的思想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而體現出來的。建安時期的詩人大多政治理想高漲，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爲他們共同的追求。另外，當時社會動盪，生靈塗炭，疾役流行，人多短壽，也使他們產生了人生苦短的哀嘆。所以他們的詩作在體現剛健骨氣的同時，也難免會透露出一種悲涼之氣。
唐詩的風骨是對建安風骨的繼承和發展。“四傑”在這個繼承和發展的過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而揚棄了建安風骨中感慨悲涼的成分。
在同上官體的鬥爭中，“四傑”已將唐初史家蘊涵着唐詩風骨論萌芽因素的“氣質”、“貞剛”說發展成爲以“剛健”、“雄壯”、“宏博”爲內涵的“骨氣”說，從而開始形成唐詩的風骨論，指出唐詩革新的方向和道路。
“四傑”的美學追求不僅與建安詩人在主體精神上是一脈相通的，而且直接開啓了陳子昂的風骨論。
從“四傑”始，經陳子昂，風骨美就成爲盛唐詩人努力追求的藝術目標。
文質並重
唐詩風骨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文質兼美。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文、質”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劉勰手中得以繼承和發展。這一文學思想到了初唐，得到以唐太宗爲首的統治集團文人的繼承和發揚。“四傑”毫無疑問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繼承前人，走南北文風融合的道路，便是他們這種追求的集中體現。
“四傑”無論是在理論主張還是創作實踐中，都自覺繼承了這一做法。羅宗強同志指出：“四傑在此的主要價值在於撲捉住了強大的盛唐社會將要要求於文學反映出來的那種精神風貌特質，把初唐政治家提出的文質並重的一般原則，變爲具體的可感的美學要求。”
“四傑”在藝術形式上的繼承與創新也同樣堅持了文質並重的原則。他們對齊樑詩風理論上雖然有些矯枉過正，但在實踐中卻並未完全否定，而是於繼承中有所創新，基本上遵循了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人們對文質的顧此失彼，在文學史上造成了文學的畸形發展。有的形式過於華美但無深刻的思想內容，有的內容充實形式卻過於捉襟見肘，這都是不可取的。
“四傑”繼承並發展了文質並重的傳統。他們注意到了情與物事的內在聯繫，並從情的生髮特徵着眼，強調文學的抒情功能，使文章內容不至於失真且形象生動，語言的優美更是如虎添翼。
王勃從感悟起興的角度探討了詩歌的抒情性;駱賓王經歷曲折，求仕、賦閒、入幕、從軍、起義，複雜的人生遭遇使他對人生有更多更深的體驗，對於詩歌的抒情特質體會尤深。
“四傑”從感物起興的角度論述詩歌創作的抒情特質，正是陳子昂“興寄”論的先河，因此陳子昂的風骨論與興寄論正是對“四傑”詩論的向前發展。
以賦爲詩
“初唐四傑”追求雄壯、剛健的審美風格在詩的形式創新方面就表現爲以賦爲詩。
聞一多對“四傑”以賦爲詩的原因作了精彩的論述：“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須以賦爲詩。”
這是一種審美傳達的需要，改造舊制的需要。他們要用市井意識取代宮廷意識，這種內容的要求就必然需要採用相適應的形式機制。
大、壯、長，正是賦作爲形式的特徵。“四傑”是一批才子，才華橫溢，意氣風發，情感沖決機制，詩歌內容突破形式，改變詩的一般手法，轉用賦體。以賦爲詩，形成壯大磅礴的審美境遇，改變詩的小家風範，形成大家之氣，這正具有詩的美學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