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1799年)十二月，皇帝頒發上諭，“聽說西山煤窯的窯主常誘拐良家子弟入窯，動輒打罵，死傷無數，到底怎麼回事?”順天府不敢怠慢，忙派人嚴密查訪，按律治罪。嚴打之下，西山窯工的悲慘境遇才暫時有所改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皇帝的一時興起或許能妥善處置個案，卻難以根治全國煤窯的病竈。21年後，能吏徐寅第升任順天西路同知時，西山有個門頭溝，分佈大小煤窯二百多所，京城所用之煤皆產於此。窯主依然延續騙人入窯的“傳統”，將魔爪伸至數百里外。有些逃跑未遂的窯奴被活活打死，無人收斂的屍體胡亂堆在巨石下，待山洪大漲時，屍體就被衝入桑乾河，從此泯滅無蹤。
徐寅第奉旨前往後，採取了一系列懲辦措施，樂觀地認爲“革除慘毒，煤丁歡呼”指日可待。然而積年慘毒哪有那麼好除?直到民國，“黑窯”問題都沒得到徹底解決，或禁而不止，或捲土重來。“黑窯”也不再僅限於北京西山，而是在湖南、河南、陝西、山西等地相繼涌現，堪稱“遍地開花”。
民國時期出版的《同官縣(今陝西省銅川市)志》中記載了清代一則離奇的故事。當地煤礦產業發達，誘拐窯奴也成了心照不宣的“風俗”，不僅能省去應發的工錢，一旦窯奴死了，還能省去按例應賠的30兩銀子。一天，有個道員出門私訪，因身材健碩而在陳家河附近被窯主相中，慘入“黑窯”。他怒不可遏地宣稱自己是朝廷命官，但窯主不信—就算信了也不敢放啊，那不是自投羅網嗎?就這樣，道員過了整整三年暗無天日的挖煤生涯，直到當地縣令前來視察才得救。
光緒年間，山西汾州知府在給屬下孝義縣令的公文中，明確指出當地窯工的悲慘境遇，並提出五項整頓措施：不得私自拷打窯工，不得威逼關禁窯工，不得匿報礦難人命，不得豢養兇匪打手，不得肆意盤剝窯工。這位知府仁心可嘉，但其指令收效甚微，因爲當時更多官員則是另一副面孔。
咸豐年間，同官縣令在各大煤窯立下碑文，其中條款針對的卻不是窯主，而是窯工。碑文稱：窯工不得從窯主那裏長期借錢不還，這其實是助長窯主剋扣工錢的歪風;窯工如果捏造其被誘拐的經歷將受嚴懲，這幾乎堵死了受害窯奴的司法求助渠道;窯工如果冒領親屬屍體以訛詐賠款將被嚴查，這使窯主多了逃避事故責任的藉口。這一法令不圖保護弱勢羣體，卻爲強勢羣體張目，實屬可恨。在窯主的重金賄賂下，官員早就沒了原則和立場。
清代煤礦產業實行嚴格的“採煤執照”制度，這也成爲各級官員撈錢的“良機”。乾隆年間，河南安陽有個叫艾學曾的煤商，爲獲取採煤執照，他先後分別送給兩位親王門下的太監1500兩白銀，又給候選縣令送了2000兩白銀，大費周折地開辦煤窯後，還要不斷應付大小官員的各種檢查，同樣“上供”無數。有些官員嫌一筆一筆地收賄太麻煩，且易落人口實，乾脆直接在煤窯中一毛不拔地“入股”分紅，所佔份額大得驚人。
受賄官員心甘情願地成了窯主的保護傘，而窯主在這個過程中所受損失都要從窯工身上討回，食物鏈底端的窯工有多慘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