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黃老之學是怎麼被儒學代替的?歡迎閱讀哦~
漢武帝曾在文化方面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爲正統思想，漢武帝這一決定可以說其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那爲什麼此前漢朝的百家學術在一夜之間就被儒學給替代了呢?其實漢武帝這樣做其真實目的是爲了加強中央集權，促進國家統一。此後他便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領域都做出了重大動作，特別是在邊患問題和土地兼併問題上表現的十分強硬。當然這一舉動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
漢初一家獨大的黃老之學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家道家墨家等學派，那是中國歷史是第一次思想大碰撞。戰國中後期，道家學派中分化出一支假託黃帝爲名， 以道家之“道”爲理論基礎，博採諸子百家的學派，那就是黃老學派。這個學派奉行黃老之學中的文武並用、刑德並舉的治國方略，尊崇無執無處、無爲而治的政治原則。
秦朝政治的理論是法家思想，這是一種崇尚耕戰、法治和集權的思想，幫助秦國統一了中國，但這種思想的極端發揮也導致了秦朝滅亡，因此隨後的統治者不可能全部照抄照搬秦朝的政治理論來治理國家，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政治理論，於是黃老學說擺上了統治者的案頭。
在秦末農民戰爭推翻暴秦的統治之後漢朝建立。但是此時漢朝統治者劉邦面對的是一個飽經戰亂，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和生活遭到極大破壞的國家。劉邦爲了安定民心，恢復生產，鞏固統治，必須重新選擇種有利於社會穩定的政治指導思想。要完成這一一歷史任務，不是儒家思想、老莊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勝任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使得既主張文武並舉、刑德並用，又主張清靜無爲、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成爲漢初的統治思想。所以說在當時黃老思想適合了當時漢初的政治環境，這使得它有了用武之地，漢初統治者選擇它，不僅僅是它適合當時社會的發展，還有它的優點。
黃老思想的優點使得它很容易爲世人接受，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很贊同它的政治理想。崇尚黃老之學的漢文帝，在政治上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在生活上崇尚儉樸，反對奢華。竇太后不但自己特別推崇黃老之學，還強迫景帝和竇姓之人都來學習黃老之術。漢景帝也很信奉黃老之學，他繼位以後，繼續奉行無爲而治的黃老思想。漢初許多大臣，如曹參、陳平、汲黯等也崇奉黃老政治。
黃老之學和儒學的鬥爭
儒學也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比較出名的有孔子被尊稱爲孔聖人，亞聖孟子等，但是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繁，特別是戰國時期，儒學根本沒有派上大用場，那個時候法家思想能夠幫助諸侯壯大勢力，儒學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冷遇。
秦朝用的又是法家思想，所以儒學在當時的地位有點尷尬，也想着要在朝堂上有話語權，秦始皇也看不起他們出現了焚書坑儒，劉邦還曾經在儒生的帽子裏撒過尿，所以說在漢初儒學在朝堂上沒有多大的話語權，即使在春秋戰國到秦朝儒家學說也不怎麼受待見，但是這並不妨礙儒學的發展壯大。
在批判法家思想和總結秦朝滅亡教訓的強大社會聲浪中，不但黃老之學的指導地位確立了，而且儒家學派的勢力也逐步恢復壯大。漢文帝劉恆時期儒生賈誼就向文帝提出了改變服色、封禪等恢復儒家禮儀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黃老之學的大臣和竇太后的強烈反對。文帝本人也信奉黃老之學，就沒有批准賈誼的建議，賈誼因爲此事得罪了朝中重臣，被排擠出朝廷。不過， 儒學思想並沒有被封殺，儒家勢力也在逐漸壯大之中。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爭鬥”。
到了漢景帝劉啓時期，黃老之學與儒學產生了正面衝突，黃老學者黃生與儒學博士轅固生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湯武除桀紂是受天命而王，還是以臣弒君?儒學生轅固生認爲:“湯武除桀紂，不是以臣弒君，而是受天命而王。桀紂暴虐無道，天下百姓已不再擁戴他了，而湯武正是順應了天下百姓的心願討伐桀紂的，百姓一心歸附湯武而不願受桀紂的統治，湯湯武不得得已才立爲君王，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麼?”
黃老學說的黃生則反對說:“帽子雖破終究戴在頭上，鞋子雖新畢竟踩在腳下，原因就是上下等級的區別。桀紂雖然暴虐無道，終歸是君王，湯武雖然聖賢，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過失，臣下不能直言進諫以使天子改過，反而因爲他有過失而誅殺，這不是弒君是什麼?”轅固生反駁說:“要像你說的那樣，高皇帝伐無道誅暴秦而成爲天子，也是不對的了?”這場辯論開始變味了，已經不是學說爭奪了，而且有點含沙射影了，也就是說他們開始了爭奪在朝廷上的話語權，誰取得了在朝廷上的徹底話語權，那麼誰的思想就是治國思想，自己和自己的學派也會名垂青史。
兩人辯論到這個地步，有點不好收場了，已經不是簡單的兩派分歧之爭了，所以漢景帝只好出面說:吃馬肉不吃馬肝(因爲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學者不爭辯湯武之事，不能算是愚昧無知。”
這一次黃老之學和儒學的爭辯沒有輸贏，但是對於儒學來說他們已經失敗了，因爲他們沒有對黃老之學產生什麼實質性的影響，在朝堂上依然是黃老之學佔據了主導地位，並且這一次黃老之學和儒學的爭辯讓儒學的日子也不好過，對儒學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因爲漢景帝劉啓的母親竇太后信奉的是黃老之學，平素就看不起儒學和儒生，討厭他們的浮華，不務實。她聽說轅固生同黃生爭辯“湯武革命”這件事後，十分生氣。於是竇太后就召問轅固生，問他對黃老之學的看法。轅固生竟然對竇太后說，那是家內奴僕看的書，竇太后勃然大怒，罵儒家的書是那些犯罪的人看的書，然後，命令轅固生到豬圈中去與野豬搏鬥。漢景帝知道竇太后發了怒，偷偷地給了轅固生一把利劍。 轅固生到豬圈，-刀就剌中了野豬的心臟，野豬隨即而倒。竇太后這才消了氣。
所以說這這一次爭辯儒家損失慘重，但是接下來還有更大的損失。
漢武帝初尊儒學
漢景帝去世，年幼的皇太子劉徹即位，就是後來的漢武帝，漢武帝從小受到了儒學的教育，心中也偏向儒學，他即位後就任命了他的儒學老師衛綰爲丞相，而這個衛綰就是徹底的儒生。
衛館是代郡大陵人，因爲弄車之技精巧而被封爲上郎官，服待文帝。累積功勞逐漸升爲中郎將。帝臨逝前囑咐景帝說:“衛綰性情敦厚謹慎，是一個忠厚長者，你好生對待他。”到漢景帝即位，也不與別人爭執，有一年多對衛館不聞不問，衛館則辦事日益認真。有了功勞，總是謙讓給他人。皇帝認爲他們忠實，沒有其他心腸，就任命他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叛亂時，詔令衛綰爲將，領河間兵力討軍，立下功勞，升任中尉。三年後，因軍功封爲建陵侯。
所以劉徹是在衛綰這樣的儒生教導下成長了，因此他的治國政治理論當然傾向於儒學了，所以在建元元年(公元南40年)冬十月，漢武帝下詔徵舉賢良方正之土探討治國的大政方略。有才能的人(特別是儒生)。各地前來對策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學縱橫家之學與法吏之術相的。衛館認爲，各地徵舉來的賢良，講論法家商鞅、韓非，縱橫家蘇秦、張儀之學的很多，這樣容易擾亂國政，建議統統罷黜不用。漢武帝批准了這個建議。
衛綰建議罷黜的對象，雖主要是縱橫家和法家，但已露出了其統治思想:即禁絕百家而獨儒術的跡象。黃老之學雖是從道家學派中分化出來的，但政治思想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家的理論，同法家在許多地方是相通的。所以，黃老政治才被人評爲“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這樣衛綰打擊的矛頭實際上已經指向黃老之學。這是信奉黃老之學的竇太后所不能忍受的。不久，衛綰被罷除了丞相職務。這一次儒學爭奪朝堂話語權的鬥爭再一次失敗。
衛給被罷相以後，竇嬰被任命爲丞相，他也是個好儒術的人。著名儒家學者申公的弟子趙綰在好儒術的竇嬰.田紛的引薦下被任命爲御史大夫，申公的另一個弟子王臧被任命爲郎中令賓嬰、田粉、起館，王威這些好儒術的人，都主張建立明堂，草擬巡狩、封禪，改定曆法、包等。漢武帝就請他們在長安城南設立明堂，以演習儒家的禮儀。他們又推薦老師申工作指導。但是申公已經八十多歲了，漢武帝對他很尊重。命使着帶着豐厚的禮物，用四匹馬拉的大車去迎接申公進京。申公被任命爲中大夫，讓他做顧問指導趙綰、王臧。一時間朝廷之上的儒學似乎佔據了上風，而少年天子漢武帝也準備大幹一場，確立他自己的治國方針，但是一盆冷水讓他的願望和儒生們的願望落空了。
這個最大的阻礙就是太皇太后竇太后，她是一個愛好黃老之學的人。本來就不喜歡黃老之學，而且她纔是漢帝國的實際掌權人，她在冷眼旁觀，但是還沒有等到竇太后動手，那些儒生就不知死活的來招惹竇太后了。首先是這個新起的儒者集團藉故攻擊好黃老諸竇宗室，除掉這些人的宗籍。諸竇宗室的人自然很不滿，就跑到竇太后那兒去告狀，說儒者攻擊黃老之學。如果說這是家事，竇太后還能理解，但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冬十月，趙縮向漢武帝建議，奏請諸事不必請示東官太后，這意味着要奪竇太后的權，這建議終於激怒了竇太后。
她暗中派人查得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計據，就去責問武帝。武帝爭不過祖母，只好低頭。結果， 趙綰、王臧下獄自殺，竇嬰、田蚧也被免去職務。儒者同黃老之學的鬥爭遭到重大挫折。漢武帝的部權力也被收回，所以在漢武帝初次嘗試尊儒也以失敗而告終，漢武帝本人也受到了影響。所以說這一次儒學儒生們的嘗試也徹底的失敗了。那麼在這樣看來黃老之學的實力還是很雄厚的，儒學根本不是對手，從幾次的交鋒來看都是黃老之學勝出，但是黃老之學在朝廷上的獨尊地位很快就要保不住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也意識到只要是太皇太后在，他永遠不可能真正的大權在握，真正的實施自己的治國方針，建元六年，竇太后死，阻礙儒家最大的勢力瓦解了，漢武帝也真正做到了大權在握，於是他又開始了自己規劃。首先他開始翻案，當年趙綰王臧的案子再也被他翻了出來，劉徹這樣做，實際上就是罷黜黃老之學的開端。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儒術完全成爲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從此儒家學說在封建社會佔據了統治地位，一直沒有改變過，被歷代統治者封爲圭臬。
獨尊儒術的實質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封建大一統的需要，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秦朝以法家思想統一了六國，而秦朝的滅亡也宣佈了法家暴力思想的終結。漢初實行無爲而治的黃老學說，在當時起到了積極作用，使得社會矛盾緩和，社會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恢復，但是隨着漢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黃老之學無爲而治的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爲一體，更爲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併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
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清靜無爲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於如何御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比如在漢初儒生叔孫通幫助劉邦制定了一系列的朝儀制度。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五常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並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按照此時儒家的學說，可以循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當時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軌變型需要的重大舉措，也是適應大一統的需要。先後以十一年之久，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由政治開路到理論完成繼而組織實現，構成一個險象環生、波瀾迭出的歷史過程。此舉對後世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爲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爲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爲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使得思想得到了鉗制，再也無法出現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那種局面。
所以說黃老之學在漢初也只是權益之計，等到社會發展一定的程度，絕對會被取代，它不是敗給了儒學，而是敗給了當時的環境。當時需要建立統治者的權威，需要一個大一統的集權思想，所以儒學很快就取代了它的地位，形成以儒爲尊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