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沈從文同爲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位曾經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文學大師卻有着深深的隔閡，他們從來沒有會過一次面，甚至連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過。有人說造成他們之間隔閡的原因是兩人政治觀、文學觀的不同，也有人認爲是由於性格上的差異，這些說法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當年魯迅與沈從文交惡的直接起因卻是緣於一場非常偶然的誤會。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漂”到了北京，成爲中國最早的“北漂”一族。這是沈從文一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光，讀書無路投親無門，最後只好以“休芸芸”爲筆名，將寫成的文章向各處投去，賺些零星稿費餬口。此間沈從文認識了文學青年胡也頻和丁玲，三個人非常要好，沈從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鄉，他們之間便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學無望處境困窘，準備離京回鄉，臨行前給魯迅寫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說一個弱女子在社會上怎樣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經在北京碰過許多釘子，但還是沒有出路，想請求魯迅代她設法找個吃飯的地方，哪怕就是報館或書店的印刷工人職位都可以。
當時魯迅在文壇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無聊的人寫信騷擾，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歐陽蘭”這個女性的名字給魯迅寫信求助。魯迅收到丁玲的信時正好剛剛發生了“歐陽蘭事件”，魯迅見狀起了疑心，就託幾個熟人幫忙打聽一下，當時正編報紙副刊的孫伏園覺得丁玲的信字跡面熟：“這個字體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過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孫伏園又跑來向魯迅報告說，豈明先生(周作人)那裏也有同樣的一封信，而且筆跡很像休芸芸。
原來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人都喜歡用硬筆在窄行稿紙上寫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間的疏密及塗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們的字又都是有點女性的那種特點，特別秀氣，所以在外人眼裏幾乎沒有區別。他們三人的這種字體曾鬧了許多誤會，以至於後來丁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文章時，編輯葉聖陶還以爲是沈從文或胡也頻的手筆呢。
魯迅聽了孫伏園的話後誤以爲真，認爲沈從文冒充女人拿他開涮，因此發了脾氣，無巧不成書，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胡也頻又來拜訪魯迅。當時胡也頻正在編一個文學副刊，一位熟識魯迅的朋友就帶他來向魯迅取經，到了魯迅寓所，胡也頻便先將名片投了進去，誰知魯迅一見卻勃然大怒。原來胡也頻正在追求丁玲，爲討戀人的歡心，便將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樣，所以魯迅一下子更生氣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現在又來個“丁玲的弟弟”，這是什麼意思?後來丁玲在《魯迅先生於我》一文中回憶說：“這一天，他(胡也頻)只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說我不在家! 他只得沒趣的離開，以後就沒有去他家了。”
魯迅對此事極爲憤慨，把賬都算在了沈從文身上，他在日記和給朋友的信中裏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語言對沈從文進行挖苦、諷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一期《國語週刊》上的沈從文，就是休芸芸，他現在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歐陽蘭也常如此。”魯迅文中所提的“歐陽蘭”是北大學生，曾以女人名字發表文章，也曾給魯迅寫信求助，孫伏園還誤認他是“一個新起來的女作家”。
對此一無所知的沈從文事後得知這一消息同樣也生了氣，幾年後沈從文在《記胡也頻》中這樣寫道：“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命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爲是我的造作。”後來，與魯迅有聯繫的一位編輯荊有麟從胡也頻那裏證實了確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無以爲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將這情況告訴了魯迅。魯迅心中的疑團和誤會這才渙然冰釋，對此魯迅還覺得對不住丁玲：“那麼，我又失敗了。
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趕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願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見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沒有回她，倒覺得不舒服。”魯迅雖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從文，但不知是疏忽還是出於其他什麼原因，竟一句也沒有提到對沈從文表示歉意的話。這就更加深了沈從文的不滿，以至於在魯迅生前沈從文始終不願與其見面，按理說他們應該是有不少見面機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