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給人的記憶幾乎都是灰色沉悶的，這七十多年的歷史鮮有亮點乏善可陳，太多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帶給國人的傷痛難以回首。但也正是在這種如鉛色沉重之中，在晚清的歷史舞臺上出現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帶給晚晴一抹亮色，贏得了一些尊嚴。也就是這位外交家吶喊出：中國睡獅已醒。
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國藩被推崇爲“千古完人”、“官場楷模”，他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出身名門的曾紀澤正是在父親的引導下，可謂深得其父的真傳。他牢記父親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並在此基礎上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標“治國平天下”奮進。
曾紀澤(1839 一1890 ) ，字劫剛，曾國藩長子，中國清末外交官。通經史，工詩文，精算術，又受洋務思潮影響，30歲起刻苦學習英文，潛心研究外交和國際政治，以“學貫中西”見稱於時。1878 年8月，出任駐英法公使，在中西對峙的國難當頭之際，曾紀澤通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和收復伊犁的談判，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同時，他也從國外的角度反觀中國，最早發出了“中國睡獅已醒”驚世駭俗的言論。
慈禧十分重視曾紀澤
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時，慈禧太后非常重視，在曾紀澤出使之前，於光緒三、四年(1877、1878年)，兩次召見了他，親自詢問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國的外交體制等等一些具體的問題。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后與曾紀澤的對答：
“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燬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
“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勞。”
“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纔的話說得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是。”
“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爲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了。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卻名聲，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
曾紀澤曾與慈禧的對話中不但爲其復曾國藩贏得了最高執政者的正當公允評價，同時也恰當地表達了曾氏家教對自己的影響。慈禧還詢問了曾紀澤對洋務的看法和外語水平。
“你在外多年，懂洋務否?”
“臣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時，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隸總督任內時，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卻於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臣隨侍父親在任，聞見一二，不能全知。”
“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
“臣在籍翻閱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臣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臣還不能全懂。”
“是知道英國的?”
“只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
在第二次的召見中，曾紀澤又強調了當時英語爲國際商務用語，而法語爲歐洲外交官方語言。曾紀澤在回答慈禧時，還強調了翻譯一職和辦洋務的區別，提出朝廷在挑選洋務官員時不必把外語水平作爲一條標準。“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爲要，不必侵佔翻譯之職。”
從曾紀澤和慈禧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求真務實、敢講真話的曾紀澤。
初到歐洲，曾紀澤以詩明志。詩曰：“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啓天關;從知混沌猶餘言，始信崑崙別有山。”曾紀澤對英國人的傲慢之舉予以嚴厲的反擊，彰顯了一個泱泱大國義正辭嚴凜然不可欺的一面，贏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評。
慈禧太后欣喜的讚歎道：“看不出，曾紀澤還真有些膽量!”
讓沙皇把吞到腹中的領土再吐出來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清朝西北邊疆動亂之機，以“代爲收復”爲名，出兵佔領了新疆伊犁地區。光緒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復新疆，沙俄拒不歸還伊犁。清政府派崇厚爲使臣赴俄談判索回失地。昏庸無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誘威脅下，於光緒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擅自與沙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裏瓦兒亞條約》。根據該約，中國雖然收回了伊犁這座孤城，卻喪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饒的領土外，還要賠款500萬盧布。
消息傳來，朝野震驚，舉國譁然。迫於壓力，清廷不予批准承認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將崇厚革職查辦，並令左宗棠做好戰爭準備，以防不測。沙俄惱羞成怒，派大軍屯集邊境，並調集軍艦遊弋遠東。此期間，由於沙俄國內出現了一些變故，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談判的要求。
光緒六年(1880年)二月，清廷派駐英公使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修訂崇厚先前所立的條約。曾紀澤知道自己面臨要打交道的是一個異常貪婪蠻橫的國家。但爲了國家和民族利益，他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義無反顧知難而進，曾紀澤決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紀澤認爲伊犁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放棄伊犁等於放棄整個新疆。於是，他提出以金錢換土地，即使多賠點錢也要收回土地，錢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則不能再回。這一外交策略在當時可謂卓有見識。
光緒六年六月，曾紀澤抵達彼得堡，開始長達半年的艱難談判。與曾紀澤談判的是俄國代表是外交大臣格爾斯和駐中國公使布策，這兩人十分霸道蠻橫強硬，堅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條約。
他們對曾紀澤說：“兩國全權大臣已經簽訂好了條約，沒有什麼可以修改的了。”
曾紀澤語氣堅定地回答：“因爲中國的使臣崇厚失職，違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這個條約理應酌情進行修改。”
格爾斯和布策又說：“崇厚是頭等全權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無全權，怎麼能夠修改崇厚與我們簽訂的條約呢?”
曾紀澤針鋒相對：“我既然是駐俄公使，就有權同你們談判修改條約的事。”
格爾斯和布策被頂得無話可說，只好同意與曾紀澤談判。曾紀澤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條條列出。格爾斯看後暴跳如雷：“這不是把前面所訂的條約全部推翻了嗎?俄國沙皇已經向清朝廷提出最後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簽訂的條約，我們就只能用大炮來發言了。”
曾紀澤毫不退縮地回答：“如果兩國間不幸發生戰爭，中國用兵向俄國索還土地，那就什麼地方都可以索取，決不只限於一個伊犁。”
幾天後，格爾斯和布策又蠻橫地向曾紀澤提出：“我們守衛伊犁的軍費總共爲1200萬元，中國必須予以賠償。”
曾紀澤冷笑道：“雙方還沒有打仗，哪裏跑出來的軍費?”
格爾斯和布策說：“如果你們不答應，俄國只好開戰了。”
曾紀澤不卑不亢，針鋒相對：“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俄一戰。一旦打起仗來，誰勝誰敗還不一定呢。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數十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大清如果獲勝了，那俄國也必須賠償我們軍費。”
其時，俄國內有國事不寧，外有左宗棠有作戰準備，沙俄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再加上曾紀澤恪守“替國家保全大局”的信條，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堅韌，始終如一不爲利誘，不折不撓，不屈淫威，“逐日爭辯，細意推敲”，始終表現出“不肯苟且遷就之意”，極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雙方正式會談辯論有記錄可尋爲51次，反覆爭辯達數十萬言。終於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除了將伊犁歸還中國外，又還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領土。曾紀澤不辱使命，成爲中國近代第一個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雙方重訂《中俄伊犁條約》，此次簽訂的條約全稱爲《中俄改訂條約》，用中、俄、法三國文字繕就定稿，中文約本有數頁是曾紀澤親手書寫。
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一)沙俄歸還其強佔的中國伊犁地區，但爲安置“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霍爾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兩岸的中國大片領土交由俄方管理。約2萬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二)規定“伊犁居民，或願仍居原處爲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籍者，均聽其便”。(三)中國賠款900萬盧布(約合509萬兩白銀)，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費”及“補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易，暫不納稅;在中國蒙古地區貿易，照舊免稅。(五)準俄國在肅州(指肅州所屬的嘉峪關，在今甘肅嘉峪關市)和吐魯番增設領事。
《中俄改訂條約》與俄國與崇厚簽訂的《里瓦幾亞條約》相比，除賠款增加了四百萬盧布外，在界務和商務方面，中國都爭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權。更爲重要的是，這個條約是從沙俄已經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紀澤實現了“挽狂瀾於既倒，探虎口而索食”。這一次談判成爲中國近代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談判，外交勝利。
簽字之後，沙俄代表格爾斯握着曾紀澤的手說：“我辦外國事件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稱他爲“世界罕見的使才”。
光緒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欽差大臣、全權代表、中國駐俄公使曾紀澤與俄國外交大臣格爾斯重新簽訂的《中俄改訂條約》正式對外發布。
此條約一公佈，世界輿論頓時一片譁然。
英國駐俄國公使德佛欏當日向英國外交部電告此事時稱：“奇蹟!中國的曾紀澤已迫使俄國做出了它未做過的事，把業已吞下去的領土又吐了出來!”
法國駐俄公使商西由衷讚歎：“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的曾紀澤創造的都是一個奇蹟!”法國籍軍官日意格的評價則是：“我沒有看錯，曾紀澤確是我接觸到的所有外交官當中最優秀的一個!”
英、法、美等國的各大權威報紙均載文評論說：“中國的天才外交官曾紀澤創造了外交史上的一個奇蹟，他迫使大俄帝國把已經吞進口裏的土地又吐了出來。這是俄國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
晚清學者俞樾用了十六個字評價了曾紀澤的這次外交功績：“公踵其後，十易八九，折衝樽俎，奪肉虎口。”
伊犁談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一改中國近代以來“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中國先睡後醒論
法國對越南垂涎已久，光緒九年(1883年)，法軍由海、陸兩路挑起戰爭，威逼清廷就範，中法戰爭爆發。曾紀澤又與法國展開外交鬥爭。曾紀澤主張“堅持不讓”，“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認爲中國應取“剛嚴”之態，整軍備戰，以戰求和。法國見曾紀澤不好對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換曾紀澤爲議和條件。迫於法方壓力，清廷免除了曾紀澤駐法使節之職，由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將中國在越南的一切權益徹底放棄。曾紀澤聞訊，極爲悲憤，斥責李鴻章“聞法不索軍費，遂將全越讓之”，完全是目光短淺之舉。
曾紀澤卸駐法大臣職後仍爲駐英、俄大臣。光緒十年(1884)三月，他幾經周折與英國議定《洋菸稅釐並徵條約》，爲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煙稅白銀200多萬兩。
曾紀澤在出使英俄期間，他感知到清王朝順應世界潮流的變局已經到來，清王朝這頭睡獅正在醒來，“中國真醒大醒”，“無復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於倫敦《亞洲季刊》上。文章義正辭嚴地駁斥了列強對中國的鄙視，指出外來侵略足以“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中國“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曾紀澤對民族振興國家強盛滿懷信心。
光緒十二年(1886 年)，曾紀澤奉旨回國，雖先後在海軍衙門、總理衙門、兵部等部門任職，但並無實權，無所作爲。他曾作詩自嘆：“年來益覺名心淡，好夢時時在故鄉。”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紀澤的政治主張始終無法實現，這是他抱憾終身的痛楚。
光緒十六年(1890年2月23 日)，突患中風的曾紀澤卒於任，時年51歲。朝廷循例撫卹，加太子少保，諡惠敏。正當國家多難之秋，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鉅子溘然長逝，令人扼腕嘆息。國際輿論普遍認爲曾紀澤的辭世是中國外交界的重大損失。
沒有了曾紀澤的晚清王朝，外交從此進入了“磕頭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