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馮玉祥將軍在抗戰中的兩件事
聽取“常德仁”的檢舉1938年武漢大會戰前夕，馮玉祥將軍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因形勢變化，工作也有所變動。當時石敬亭將軍任“軍委會”戰區軍風紀巡查團團長，父親尹心田(1931年加入中共北方特科)任巡查團幹事長，龐齊任軍法總監部軍法督查官。就在此時，馮玉祥將軍突然收到一封“馮副委員長親啓”的信件，落款是“湖北宜昌市勝利路一號常德仁寄”，打開一看，信上用工整的小楷毛筆字寫道：
尊敬的馮副委員長：
我是一個普通愛國軍人，駐守江防，深知責任重大。我們的要塞司令蔡繼倫，天良喪盡，竟在修築國防工事中弄虛作假，偷工減料，用竹竿代替鋼筋修炮臺，真是漢奸行爲。
我知道，您是真愛國、不徇私情、值得信賴的好長官。事關重大，特向您報告，請您過問，派員徹查。
屬下 常德仁敬稟
馮玉祥將軍看罷此信後，立即將父親和石敬亭、龐齊等人找來，氣憤地說：“平漢線上修的那些花架子工事，咱們看過了;這封信上反映宜昌的事，看來更嚴重。你們和郭懺(時任江防司令)馬上聯繫，就說是我說的，請趕快成立個調查組，把這件事搞清楚，我要直接過問。”接着馮玉祥將軍一邊反覆看信，一邊自言自語：“小楷字寫得不錯，文字也挺通順，此人不是大老粗，不是普通當兵的，還說知道我，常德仁，常德仁……”忽然大聲說：“常德仁?常德人!你們去查查看，寫信的是不是湖南常德人?民國七年到民國八年，我就在常德。”
檢查組很快組成，由石敬亭將軍率領一行人，去了宜昌，過南津關，直奔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位於今長江葛洲壩與三峽大壩間江段的一個大拐彎處，是控制三峽進出的咽喉。一年多以後開始的三峽保衛戰，更證實了這個要塞的戰略位置實在太重要了，難怪馮玉祥將軍要親自過問此事。
檢查組的船到石牌碼頭時，要塞司令蔡繼倫已一身戎裝、擺好儀仗迎接。石敬亭直截了當說明來意：檢查炮臺構築情況。並叫蔡立即準備洋鎬、鋼釺等工具，當場拆除一座新構築的炮兵掩體檢查。一洋鎬下去，炮臺的“水泥”厚壁就啃下來一大塊，除外表刷些水泥漿外，裏面全是鬆散的石灰砂漿;再一鎬下去，被當做“鋼筋”用的小竹竿也露出來了。再拆一座炮臺，還是如此，蔡當場就嚇癱了。
石敬亭將蔡押回宜昌後，很快審訊結案。原來，蔡繼倫與建築承包商夥同作弊，從中貪污鉅款自肥。還查出了，就是這個蔡繼倫，遠在1927年就假借“國民革命軍”名義，沒收方本仁的財產自肥，是個老貪污犯了。
馮玉祥將軍聽了報告後，非常震怒，立刻電告“軍委會”，將蔡繼倫和建築承包商等一干人犯逮捕，明正典刑，在宜昌將蔡繼倫就地槍決。馮玉祥將軍及時爲一年多以後開始的、歷時三年多、軍事史學家稱之爲“東方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三峽石牌保衛戰及時排除了“重磅定時炸彈”，功不可沒。
而那位“常德仁”，卻再未現身。調查組因爲大戰在即，很快投入更重要的工作，未能再抽出時間，仔細尋找“常德仁”這位真正愛國的、不齒功名利祿的中國軍人、無名英雄。
安排鹿鍾麟離開河北1939年，西北軍宿將鹿鍾麟接替馮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到任後，曾親會朱德、彭德懷，與八路軍關係也相當融洽。後來，隨着時局的變化，鹿與八路軍開始互有摩擦，影響了華北抗日大好局面。當時，所有關心抗戰的進步人士都爲此事感到焦慮。而重慶等地的一些反動小報，也藉機生事、幸災樂禍地挑撥說：“河北本來就是馮玉祥的地盤，現在共產黨搶地盤都搶到了老馮頭上了，看他再怎麼唱高調吧……”
鹿鍾麟當時也有心主動離開河北，但又不敢走。因爲，當年韓復榘退出山東後，審判韓並判處韓死刑的，就是鹿鍾麟。蔣介石當年殺了韓復榘後，曾同時給沿海淪陷的各省下過命令，各省政府必須“守土抗戰”，否則“嚴懲不貸”。正因爲如此，當時的江蘇省政府遷至蘇北興化，浙江省政府遷至浙西江山，福建省政府遷至閩西三明，廣東省政府遷至粵北平遠(後蕉嶺)……但均在本省境內堅持抗戰。
1940年4月16日，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秦邦憲等人，親到馮玉祥將軍寓所(重慶市巴山中學)，與馮玉祥將軍祕密協商解決河北問題的辦法。馮玉祥將軍的態度很明確，他提出“精誠團結，抗日救國，共同敵人是日本鬼子”，並以抗戰大局爲重，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請鹿鍾麟將軍離開河北的建議，同時商定，這次密談內容不見諸文字，由馮玉祥將軍選派一名中共、馮玉祥本人和鹿鍾麟將軍都信得過的人，直接去河北面見鹿鍾麟將軍，口頭傳達密談內容。馮玉祥將軍決定派父親尹心田擔當此重任。
父親到河北面見鹿鍾麟將軍後，除全面傳達了馮玉祥將軍與中共的密談內容外，還傳達了馮將軍對鹿鍾麟的特別交待：咱們不是軍閥，不是“佔地盤”，一切以抗日大局爲重。把地盤交給八路軍，是爲了更好抗日，這和韓復榘擅自放棄山東國土不同。馮玉祥將軍還保證鹿鍾麟離開河北後，不被蔣介石追究責任。
鹿鍾麟得到馮將軍的祕密指示後，心中有了底，才離開河北，很快回到重慶。他很聽馮玉祥將軍的話，每天不是在家裏“學習”，就是聽由馮玉祥派去的老師講時事政治課，閉口不談河北往事，使有人妄圖利用他做反共宣傳的詭計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