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歷史文獻中有“孔子誅少正卯”一說，通常被理解爲“孔子殺死了少正卯”。在封建社會中此事一直是作爲孔子從政的功績來正面宣傳的;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後，成爲孔子壓制言論自由、實行封建專政的一條罪狀，“文革”批孔中，又被上綱爲孔子的“第一罪狀”。但是，究其實，無論正面宣傳也好，批判也好，都是基於對有關記載的文本的誤讀。
關於“孔子誅少正卯”的記載一般可見於《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此外，《荀子·宥坐篇第二十八》中對此也有相關記載。如果僅就這兩條史料記載來說，要證明把“孔子誅少正卯”解讀爲“孔子殺死少正卯”是誤讀，很容易。只要對關鍵詞“誅”考證一下就可以了。“誅”，“言”字旁，形聲字。按照形聲字的造字規則，這個字做動詞，是語言行爲，所以，成語有“口誅筆伐”。《說文解字》：“誅，討也。”《禮記·雜記下》“不敢闢誅”鄭玄注：“誅，猶罰也。”因此，“誅”的本意是“批判”、“聲討”、“譴責”，引申爲“處罰”，再引申出“處死”的意思。我查了一下《春秋左傳》，有11段用到13個“誅”，基本上是“批判”“聲討”“譴責”的意思。因此，“孔子誅少正卯”，應該是“孔子譴責少正卯”。
本來，少正卯是魯國大夫。“少正”是“卿名”(見《左傳》杜預注)，“卯”是他的名字。“卿”是“諸侯卿”，是諸侯國最高級別的大夫。孔子當時是剛“攝相事”，也就是代理宰相，即使是宰相，爵位也不過是“卿”，與“少正”是平級的，“攝相事”的孔子是根本沒有權力處死少正卯的，而且，春秋時的大夫有領地，有城堡，有軍隊，文武兼備，以武爲主，不像秦以後的皇權專制時代，皇帝可以下一道命令(聖旨)，當庭把大臣抓起來殺了。但即使在皇權專制最黑暗的明清兩朝，處死一個大臣，也要假以時日，經過審訊等一整套程序。孔子怎麼能乾脆利落的把少正卯殺了呢?別說是剛“攝相事”的孔子，就是魯國當時的權臣季文子、就是魯定公也辦不到。而當朝譴責，魯定公能做，季文子能做，其他的大夫也都能做，但別人患得患失都不做，獨有孔子義無反顧的做了，可見孔子的“忠”(負責)。
在沒有看到《禮記》中的材料前，這樣解釋是很通順的。看到《禮記》的材料後，我覺得對“孔子誅少正卯”還要進一步研究。《禮記·王制第五》中有這樣一段話：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泛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王制》篇是介紹周朝初年制定的政治制度的。少正卯的罪名，與其中“四誅”罪的第三條相同。而這屬於“言論和思想罪名”，對它們的處罰都是“殺”，而且“不以聽”，就是定這罪名，不用走由司法長官定罪，再由三公(在諸侯國由三卿)審覈，最後由王(在諸侯國由國君)覈定的程序，司法長官就可以定罪執行。西周初年制定的法律比較寬鬆，而且“刑不上大夫”，爲了維護貴族民主，保障貴族集團內部有充分的發言權，對貴族、士大夫的刑罰是寬之又寬，爲什麼針對貴族、士大夫的“四誅”罪處罰卻格外地從重從快呢?這不是和西周整體的法律精神相違背的嗎?
原來，“殺”還有一個義項是“降殺”，就是降低(爵位)削減(俸祿)。《漢語大詞典》：降殺：古代指遞減原定之禮數。《故訓彙纂》引《匡謬正俗》卷三：“《(禮記)郊特牲》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解爲“降殺”的“殺”，《故訓彙纂》根據《廣韻》注音爲shài，而《漢語大字典》根據《集韻》注音爲shì。
把對“四誅(譴責)”罪的處罰“殺”解讀爲“降殺(降級罰俸)”，前述的矛盾與疑問之結就迎刃而解了。而既然只是降級罰俸，屬於行政處分，“不以聽”，不需要三公(三卿)、王(國君)來反覆審覈、討論，也順理成章了。因而，“孔子誅少正卯”並非是孔子殺死了少正卯，而是提出給少正卯以“降級罰俸”的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