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大縝，曾是清華大學教授葉企孫的高徒，1935年畢業後留校，1937年考取赴德國留學名額。此時七七事變爆發，清華大學準備南遷昆明，葉企孫全面負責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的搶運工作，熊大縝於是放棄出國和新婚，做了葉企孫的重要助手。搶運工作還沒有結束，日軍就進了清華園，葉、熊被迫轉至天津。
1939年初，冀中軍區衛生部部長張珍潛入北平，蒐羅根據地急需的知識分子。他找到他的輔仁同學孫魯，動員他和自己一起工作。春節，孫魯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縝，並向他介紹了冀中抗戰的情況。於是熊大縝找到葉企孫，很鄭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據地參加抗日。
熊大縝到達冀中軍區後改名熊大正，深得司令員呂正操的賞識，3個月後，便被任命爲供給部部長，全面負責整個根據地的物資工作。在葉企孫的幫助下，熊大縝還聚集起100多名平津大學生和其他青年知識分子，爲創建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就在這抗戰的緊要時期，延安的除奸運動擴展到冀中，冀中軍區也成立了除奸部，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被當成國民黨的“內奸”被“除”掉。從國統區天津來的熊大縝未能倖免，被定爲特務，在軍區機關的轉移途中被祕密處死。在最後時刻，熊大縝爲了省下一粒子彈去打日本鬼子，寧願被石頭砸死。
熊大縝的冤案後來還牽連到恩師葉企孫，使之在文革中蒙受牢獄之災。
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開始爲歷史上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平反。在這種大氣候下，爲熊大縝平反已經勢在必行。但具體去做，阻力還是很大的。最早提出爲熊大縝平反應該是在1982年，在王林12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與張珍同志談起抗戰初期一九三九年熊大正案件，我說我曾促孫魯同志寫材料，呈請有關機關給予平反問題。張說他也曾給孫談過想法平反問題。回住處後立刻給孫寫信，催他趕快寫成書面材料，以便爲蒙受冤案而屈死者平反昭雪。
十幾天後，孫魯從天津趕來，在張珍家研究了爲熊大縝平反之事。王林日記：
1983年1月7日
孫魯同志由天津來，晚同他找張珍同志研究爲熊大縝(即熊大正)平反昭雪問題。
兩天後，是個星期日，他們又來到呂正操家謀劃此事。王林在日記中不僅記述了經過，還點了延安來的大員舒同和餘光文的名：
1月9日星期日
上午同張珍同志到呂正操同志處談爲熊大縝(即熊大正)平反昭雪事。下午幫助孫魯同志寫申請平反昭雪報告。熊大縝是一九三四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爲系主任葉企孫的高材生，留校當助教。又被葉推薦去德國留學深造。因七七事變未成行。張珍同志由冀中來平津動員愛國人士去冀中參軍，先動員孫魯，孫魯因肺病未能去，乃轉薦熊。熊當時正同葉搬運儀器遷校昆明。在津遇見孫魯(清華同學)，熊去冀中，不久即任軍區供給部長。一九三九年春不幸被誤殺。呂等在談話中透露，當時在晉察冀邊區搞極“左”的是舒同政治主任和除奸部長餘光文(吾必成)，當時株連甚多。爲楊經國被誣陷事，孫志遠曾流淚。
這裏提到的楊經國，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時和我父親同在東北軍學兵隊，後又在冀中相遇，曾任冀中軍區騎兵團政治處主任，在1942年五一大掃蕩中犧牲。我父親在《十八匹戰馬》中提到曾和孫犁找過他。孫志遠時任冀中軍區政治部主任，此時任國家三機部部長。
半年之後，呂正操親赴天津大學，走訪了孫魯。王林日記：
7月5日
上午陪呂正操同志訪天大孫魯同志，談如何爲熊大正平反問題。
7月9日
上午孫魯老同學來，談尋找熊大正烈士的親友問題，順便談起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問題，他要求迫甚，但憂上邊只有一張空文，下邊不聽。我說這是一場鬥爭，馬克思主義說的歷史是人民羣衆創造的，沒有人民羣衆的“創造”(推動)，確是只有一張憲法，等於歷史文獻。他對此倒點頭稱對。
從這兩篇日記看出，平反的事並不那麼簡單，下邊有阻力。轉眼就到了1984年。爲此呂正操還去了趟上海。
1984年4月5日
上午到呂正操同志家。他說去冬到上海找到熊大縝(正)的兄弟。此人是上海市委的常委。他寫的情況，與孫魯老同學寫的一樣。
不管怎麼說，平反工作進入文字階段，我父親義不容辭地拿起筆。王林日記：
4月20日穀雨
爲熊大縝(熊大正)平反昭雪事，替呂正操同志起了申請草。並補寫了個材料：《關於冀中區黨委在一九三八年夏與天津地下黨取上直接聯繫，以及有關天津的“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的情況》一文。
張珍同志看了同意，由他與呂約定時間當面研究定稿。
但最大阻力還是一位當事人王文波，熊大縝任供給部部長時，他任政委(後曾任商業部副部長)，他的證言十分關鍵。可是他的態度……王林日記：
5月4日
昨同張珍同志找王文波同志，談爲熊大縝(熊大正)平反昭雪事。王當時任軍區供給部政委。他根據當年的印象，一方面對此案劃問號，一方面認爲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是蔣介石系特務組織。我請他叫冀中抗戰史研究分會首先弄清這個組織的性質。看來，熊的平反問題，尚很複雜。
一個星期後，王林來到王文波的家取證明材料，同行的還有冉淮舟和小崔。可是看完材料，王林的火就來了，不顧情面地當面指責王文波，場面十分尷尬。據冉淮舟講，王林當時氣得直用柺杖敲打地板，他們都甚爲吃驚。王林日記：
5月13日星期日
王文波同志以當年供給部政委的身份，爲熊大縝(熊大正)案件寫了書面材料。我看了看，當面質問他：“從你寫的材料看來，熊大正仍然是當時用逼供信逼出來的罪狀：漢奸兼國特。”他哼哼唧唧不肯明白說出自己的觀點，因而推託不是這意思。
我指着他寫的材料問：“炸藥研究所，爲冀中軍隊研製了大量軍用炸藥，有的，如門本忠(清華大學畢業)在白洋澱犧牲得非常英勇，其他成員如汪德熙同志至今仍任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可以說這個研究所的成員，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三十多年，沒有一個出問題的，而且都有貢獻。”可是王文波政委寫的材料，仍然用含沙射影的口氣說得這個研究所十分可疑，並說他們有祕密電臺。
他是用含沙射影的口吻寫材料，企圖堅持使冤假錯案不得平反，卻又不肯明白說出自己的心思，所以才用一些含沙射影的字句和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的手段。這種人就用這種手段，一直升官!
我當面戳穿了他的用意，冉淮舟和小崔都感到吃驚。王文的客觀效果，一言以蔽之，繼續用含糊其詞、含沙射影的口吻鞏固當年錯誤的肅反擴大化的惡果。澄清此文造成的混亂，要花費一定的文字證明才行。張珍同志低估這種反面勢力的作用，是不現實的。
冉淮舟說，從王文波家裏出來，王林的氣仍未消，用柺杖戳着地說：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屁股後面冒煙嘛!(指部級幹部配給小汽車)第二天：
5月14日
張珍同志下午對冉淮舟、小崔做第三次敘述，談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因熊大縝(熊大正)案遭株連而被逼供信式審訊時，審訊者最後居然這樣引供：“你對你們冀中的呂正操、孫志遠、黃敬……也都談談吧!”由此看來，當時晉察冀“逼供信”大師們的目標尚不止在熊大正、張珍等這些愛國的科技知識分子身上，而已側目於創造冀中平原根據地的人們!
嗚呼!其實這次冀中除奸運動隱藏在後面的目的是呂正操、孫志遠、黃敬。很多歷史的真相，尚待揭開。
遺憾的是，我父親沒有等到熊大縝的平反，一個半月後他因手術事故去世。
以後聽說爲熊大縝平反的事，呂正操還找過曾當過河北省委書記的劉秉彥，具體的細節我就不清楚了。結果是又拖了兩年，熊大縝的平反才於1986年10月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