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平反冤假錯案，就不僅要觸犯“英明領袖華主席”，更主要是要觸犯“偉大領袖”毛澤東。既然是他老人家欽定的，哪個吃了豹子膽的人敢去太歲頭上動土!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據、理直氣壯地敢於去觸犯這個“逆鱗”，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
粉碎“四人幫”，我們黨得到了新生，社會主義制度有了復興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處險象叢生，我們黨每邁出一步都得進行艱鉅的鬥爭。
行路難，首先是領路者難。仔細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們這支浩浩蕩蕩大軍的司令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不高。抗日戰爭勝利，打垮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曾以爲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經過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特別是經過長達十年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大跌落，很多領導人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都搞亂套了。幾千年殘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思想，同假馬克思主義的極左思想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澤東後期的種種錯誤，既是我國以前混亂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後開山闢路的思想阻力。
由於對毛澤東的後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因之它禁錮了人們的頭腦，束縛了人們的手腳。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對，不敢說不，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我們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還把這作爲領導黨和國家的主要法寶。他們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繼承下來，把“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面專政”的專制制度繼承下來，阻礙億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開手腳去開闢新天地。
所幸的，我們黨內外並不是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對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壓制的壓制，摧殘的摧殘，“長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於理論研究的人，健存下來的不多了;好在還有若干後起之秀，在歷次運動的反面教育中磨鍊了他們，提高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在這支老中青結合的馬克思主義隊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經過初期撥亂反正的鬥爭，他很快就被推崇到黨的領袖集團中。
鄧小平,陳雲和胡耀邦
在這百業待興、萬難擋路的情況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驅者抓住重建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這條綱，開始逐漸破除毛澤東的個人迷信，開始批判或懷疑一些打着馬列主義旗幟的極左觀點，開始敢於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頭腦解放了，手腳放開了，主人翁的意識加強了，億萬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了，人間的奇蹟一件又一件的出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真的開始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常識，但長期受到壓制和扭曲，耀邦緊緊抓住對真理標準的闡明與討論，成爲思想能夠解放的關鍵，成爲一切工作能夠開展的關鍵。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說，一切書上寫的，文件上登的，領導人說的，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任何理論觀點、名言、指示、教導，總之，任何“本本”、“條條”，經過實踐檢驗是正確的就堅持，是錯誤的就否定，部分正確的就改進、就發展，一時無法檢驗的就留待實踐繼續檢驗。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人則認爲：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經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領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領袖的隻言片語。
幾十年來，我們廣泛流行、習以爲常的是後一種主張，它是釀成十年內亂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內亂以後，仍然是當時領導層的統治哲學。領袖的話是金科玉律，絲毫也不能違反。當時，人民普遍要求認真總結十年內亂的經驗教訓，可是，一些領導人認爲毛澤東是神，他的話是經典，他決定的事神聖不可侵犯，根本無法進行總結。當時，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要“撥亂反正”，就是要把多年來搞亂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顛倒了的黑白顛倒過來，當然也是無法進行的。當時，人民要求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不行，因爲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鄧小平恢復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不行，因爲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總理時要稱他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行，也因爲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張春橋姚文元的反動文章，也不行，因爲這些文章是毛主席審定的!十年內亂時定的罪：全國各條戰線的工作都是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線專政”。例如所謂的“教育黑線”就是這樣定的罪。“四人幫”一夥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兩個估計：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是十七年培養的學生，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後還說，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這就給全國教育戰線的教職員和學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們要求推翻這些誣陷全國幾千萬工作人員的荒唐罪狀，也不行，因爲這也是毛主席審定的!總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粉碎了，而他們強加給全國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枷鎖仍然緊緊地套在脖子上。
這個枷鎖是十分堅固的。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按既定方針辦”，換湯不換藥地繼承了毛澤東的衣鉢。相當多的幹部和羣衆雖然經過十年內亂的磨難，但還沒有從對毛澤東的現代迷信中猛醒過來，仍然習慣於“按既定方針辦”。
要平反冤假錯案，就不僅要觸犯“英明領袖華主席”，更主要是要觸犯“偉大領袖”毛澤東。既然是他老人家欽定的，哪個吃了豹子膽的人敢去太歲頭上動土!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據、理直氣壯地敢於去觸犯這個“逆鱗”，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幫”已過去了半年多，各項工作都不能邁開大步向前進。就在這個時候，在一些秀才的參與下，寫出了那篇同樣“名垂千古”的、正式宣佈以“兩個凡是”爲重大決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出的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
耀邦同志之所以配稱爲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因爲他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更寶貴的是他善於在實踐中運用這些理論，並根據實踐來發展和豐富馬克思主義。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剛剛從“四人幫”的壓制下解放出來，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面臨百業待興、萬難阻路的艱險局面，究竟從何着手?就成爲一個迫在眉睫的難題和嚴峻的考驗。耀邦同志眼見全國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絕大多數開國元戎、黨政要員、卓有功勳的文官武將、科學文化領域的精英雄傑，死的死、殘的殘，九死一生的人也妻離子散，很多人仍然處在監禁勞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趕快爲他們糾正冤假錯案，平反昭雪，把他們解放出來恢復工作，那麼，“文革”後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以及破敗的政治殘局，又由什麼人來收拾和挽救呢?
於是，手裏剛剛掌握有一點權力的胡耀邦，正確地選擇了突破點，他最先日以繼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計地促進平反冤案和解放幹部。
他一到中央黨校，就找了幾位同志一起討論醞釀，共同商量，並取得一致的認識，先撰寫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對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徵求一些同志的意見。我當時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他同我商量過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給我，商定登一個版。我把排好的清樣送給他，他還是一等再等。他先後改了十幾次，就像一個即將臨陣殺敵的勇士一樣，把自己的寶劍一磨再磨，不輕易出鞘，最後選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幫”一週年的紀念日，纔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
這篇文章有如萬里驚雷，引起了全國上上下下的熱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滿臉熱淚，一再閱讀這篇文章，認爲這是粉碎“四人幫”以來最得人心的決策。推翻幾十年來的一切冤案，使千百萬含冤負屈的人們重見天日，恢復工作，恢復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報每天收到的電話不斷，一個月之內收到讀者來信和電報一萬多封，文章的作者在兩個月內收到兩麻袋的信件，表示對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要平反冤假錯案，就不僅要觸犯“英明領袖華主席”，更主要是要觸犯“偉大領袖”毛澤東。既然是他老人家欽定的，哪個吃了豹子膽的人敢去太歲頭上動土!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據、理直氣壯地敢於去觸犯這個“逆鱗”，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
但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對這篇文章卻堅決反對，說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組織部的大批老幹部頂着組織部長的壓力，在組織部大樓內貼滿了大字報，熱烈響應《人民日報》發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幹部的號召，反對那位部長的倒行逆施。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報送到人民日報編輯部，報社根據胡耀邦的指導思想，把這些大字報加以編輯，編寫了一份內部材料。
報社把這份材料也送給了耀邦。他焦急萬分，一面翻閱着這些老同志的大字報，一面在辦公室裏來回轉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來，又把人民日報的同志也請來，經過反覆研究，又寫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評論《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他同我商量，用“本報評論員”的名義，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頭版頭條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爲平反冤案、解放幹部，發射了第二顆重型炮彈。在發表這篇評論以後的半個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決定撤換組織部長，胡耀邦同志被任命爲中央組織部的新部長。他掌握了更大的權力，感到擔子更重了，立即開始了全國的平反冤案和解放幹部、安置幹部的工作。他一方面開始了極爲繁重複雜的組織工作，一方面繼續組織撰寫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切實整頓組織部門落實幹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切實清理幹部積案落實幹部政策》，同時，他建議人民日報在顯著地位刊登各地開始落實幹部政策的消息。
平反冤假錯案是一場十分艱鉅的鬥爭，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級組織部門。各地方各條戰線上的冤假錯案一時解決不了，人們就紛紛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級黨報上訪，一時間上訪人員激增。耀邦同志決定召開信訪工作會議。中央辦公廳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耀邦提出：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什麼?是事實，也就是幹部過去的實踐。判斷對幹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覈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耀邦同志提出的這“兩個不管”的方針同“兩個凡是”是尖銳對立的。誰知中央辦公廳的負責人，竟然把中央組織部長的這段講話在出簡報時一筆刪去，可見阻力之大。
“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阻擋着平反工作的進展。耀邦同志更加認識到，要比較順利地開展平反工作，必須在思想上、理論上和政策上掃清“兩個凡是”的勢力。這是甘冒“逆鱗”大罪的危險舉措。因爲“兩個凡是”正是當時的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汪東興所堅持的觀點。他們曾經正式宣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衆所周知，建國以來，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甚至是他親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傾，比如批鬥、罷免彭德懷，比如誣陷害死劉少奇，比如兩次打倒鄧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錯案，就不僅要觸犯“英明領袖華主席”，更主要是要觸犯“偉大領袖”毛澤東。既然是他老人家欽定的，哪個吃了豹子膽的人敢去太歲頭上動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據、理直氣壯地敢於去觸犯這個“逆鱗”，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因而，在吹響平反冤案的號角以後，耀邦同志毅然決然地策劃和組織對“兩個凡是”觀點的批判。先從思想理論上闡明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社會實踐，而不是領袖人物的某一句話、某一項指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作爲中央黨報的總編輯，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稱爲一位傑出的宣傳工作的組織領導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原則》兩篇傳世佳作，就是經過他親自設計主題內容、親自組織人員撰寫，親自修改定稿的。他組織黨校的理論動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新華總社聯合作戰，密切配合，開展這一場大討論，在思想理論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錯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裝，保證了這場鬥爭的不斷前進，擴大戰果，取得了空前的偉大勝利。
當然，這場大討論的偉大意義，還在於端正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爲我們黨正確的組織路線打下了理論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此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