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梅光迪，知道他的人可能並不多，但提起胡適、吳宓、陳寅恪、湯用彤等，大家則非常熟悉，而事實上，這些人都是梅光迪的同學或朋友，他們處在同一個時代，都是有名的國學大師、學派代表人物。不過，因爲梅光迪生前沒有出過書，又是一個“失敗了的英雄”，故而他的名字顯得有些陌生。
1909年，梅光笛在胡紹庭的介紹下認識了胡適，當時他們只有19歲，血氣方剛，胸懷大志。兩人一見如故，相交甚歡，常有書信往來，要麼探討一些復興古學、孔教、文學革命的話題，要麼相互鼓勵，共同進步，不知不覺，他們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學術上的分歧越來越大，以至於後來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曠日持久的戰爭――“文言與白話”。
事情還得從1915年說起，胡適當選爲文學股委員後，寫了一篇題爲 《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論文，他在文中說：“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是活的文字;文言文是死的語言，白話文才是活的語言。 ”胡適不僅將白話文認定爲活的語言，還提倡要用白話來寫詩。隨後，胡適作了一首白話詩送給梅光迪：“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由此，胡適正式提出了“文學革命”，既：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
1916年，胡適又與梅光迪就“要須作詩如作文”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梅光迪說：“對於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吾頗不以爲然，因爲詩文截然兩途。 ”對此，胡適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答梅光迪：“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古人乘輿，今人坐轎……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何異張冠李戴，認虎作豹?……”梅光迪讀罷，回信諷刺說：“讀大作如兒時聽 ‘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 ”梅光迪認爲，白話文可以用來寫小說，但不能寫詩。而胡適則認爲，“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而在吾輩實地試驗。 ”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並積極倡導文學革命，在國內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梅光迪看到這個消息後，義憤填膺，爲了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他在留美學生中“‘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 ”在他的鼓動下，吳宓加入到了他的隊伍中。 1919年10月，梅光迪按捺不住，提前回國，並創辦了一個名爲《學衡》的雜誌社，還拉吳宓、湯用彤加盟，遂使“胡梅之爭”，演變爲“學衡派”與“新青年派”的對壘。
儘管梅光迪的學術思想有其獨到的一面，但當時信奉胡適的人遠多於信奉梅光迪的人，他的崇論宏議，幾乎沒有幾個人去聽。因此，“胡梅之爭”，最終以梅光迪的失敗而告終。不過，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的學術和成就，似乎各有所長，各有貢獻。正如知名教授樂黛雲評價的那樣：“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共同構成了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化啓蒙。 ”
可以說，“胡梅之爭”，沒有誰對誰錯，沒有誰勝誰負，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了不起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