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說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溫故戊戌年》一書的結論，但很顯然也沒有充分的證據推翻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與歷史教科書完全兩樣的事實：
神話之一：儒學大師、大學問家的神話。康有爲用以託古改制、推動戊戌變法的兩本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原來剽竊自廖平的《闢劉篇》、《知聖篇》。對此，當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爲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康本人雖然極力迴避或否認，這一點梁啓超提供的證詞也許最值得重視。他說：康有爲“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他的本意也許是讚美老師勇於創新，卻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實。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有較爲詳細的論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紹廖平其人和康、廖之爭，應該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張之洞的幕僚，康有爲在萬木草堂講學之前就和他相識，康曾得到過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闢劉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讀過《知聖篇》的手稿，因爲“始終尊敬先生但觀點與康又不盡一致的梁啓超承認廖的指責有根據;中日學者對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斷：康的《新學僞經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於1891年)被人們有意識地擡高了，它的許多資料取自於廖平的《闢劉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於1897年)剽竊了廖平的《知聖篇》的論點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鄭大華等譯，P276)。當然，這位美國學者同時認爲：“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襲者，但正是他臨危不懼地改變了歷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一個抄襲、剽竊了同時代另一個人的學術成果的人，無論怎麼解釋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學術大師的神聖外衣還是被剝落了，神話終究是神話。
神話之二：感動了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公車上書”原來並沒有上書。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正在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包括康有爲和他的學生梁啓超、麥孟華等)涌動着一股愛國的激情。康有爲連夜起草了長達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書》，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全文慷慨激昂，一氣呵成，浸透着康有爲變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個世紀後讀來，我們仍然會被康有爲那滿腔熱血、他對祖國的愛所深深打動。然而，《溫故戊戌年》告訴我們，這封激動人心的萬言書並沒有像康有爲《自編年譜》中說的，由他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聯名上書，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其實並沒有真的上書，史料的依據有康有爲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所附《雜記》、當時參加過鬆筠庵聚會的“哀時老人未還氏”的《公車上書記序》、張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師曾農髯、李梅庵(他們都參加過當年的鬆筠庵聚會)的回憶。事實是這樣的：萬言書確有其事，康有爲召集各省舉人齊集鬆筠庵也有其事，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傳來了《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的消息，第二天又傳出了康有爲中進士的消息，“公車上書”也就半途而廢了。所以，所謂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爲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這個數字根據他的自編年譜。此外，他在1895年寫過一首詩，題爲“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爲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聯名上書都察院被拒，只是一個神話，是康有爲們虛構出來的。
康有爲雖然沒有領導什麼“公車上書”，但歷史記下了那一天多達十五起的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一樣的充滿了愛國熱情。
神話之三：康有爲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詔”原來是他自己精心編造的。百日維新第九十五天，風雨飄搖，光緒帝無計可施，變法已到了最後的關頭，所以他纔會給他所信任的“軍機四卿”之一楊銳這樣的一封密詔：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康有爲僞造的密詔則說：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從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僞造的密詔最關鍵的有兩處：一是康把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僞造成給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緒帝密詔原意(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完全相反，變成了要康等“設法相救”。和康有爲一同流亡日本的變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軟禁了王照，但王還是對日本人說出了真相，同時歷史也留下了楊銳交給他兒子的密詔原本，康有爲看到過的只是楊銳抄寫給他的副本。
神話之四：一百年來激勵過、鼓舞過整個中華民族，讓一代又一代人激動不已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原來被梁啓超篡改過。
先烈用鮮血寫成的這首絕命詩根據史家黃彰健考證原來是這樣寫的：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面對死神，譚嗣同豪氣沖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然而，這首詩卻泄露了戊戌的一個祕密，所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啓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筆，用墨水改寫這首血水寫成的詩篇：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果然是大手筆。這一改，“我自橫刀向天笑”，彷彿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了先烈的原意。這一小小的改動就完全遮掩了康有爲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了譚嗣同“留將公罪後人論”的坦誠。
神話之五：流盡了自己全部熱血的譚嗣同沒有留下其他證詞，但他的湖南同鄉好友畢永年留下的至關重要的一本日記《詭謀直記》結束了康有爲沒有“以兵圍頤和園”的神話。
變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畢永年來到北京，成爲戊戌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親身經歷了康有爲欲藉助袁世凱的力量實行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就包括了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殺慈禧太后。雖然梁啓超當面恭維畢永年“沉毅”，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畢還是沒有答應。政變發生的當天一早，他匆忙離開了北京(後削髮爲僧)。
這本日記歷經歲月的封存，終於在八十五年後被歷史學家湯志鈞從日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了。康有爲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兵變，他不知道畢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詭謀直記》。
神話之六：汪康年主持《時務報》，排擠康有爲弟子，後期不發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報道維新派消息的神話在事實面前也經不起一擊。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總理爲汪康年，梁啓超一度還是該報的主筆。汪是康、樑變法的親密同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多年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一創刊便風行全國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七千份，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
可是，百日維新第四十六天光緒帝下旨將《時務報》改爲官辦，派康有爲督辦。原來是康有爲試圖通過權力，把創辦多年、影響巨大的民報變成官報，把老百姓的喉舌變成政府的喉舌，最終達到自己把持的目的。當汪康年釜底抽薪，改辦《昌言報》，給康有爲留下一個“時務報”的空名時，怒氣衝衝的康致電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權力來奪取一家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後世的人們因爲把康、樑看作戊戌變法至高無上的代表人物，往往會忽略這些歷史的細節，其實只要查閱當年的《時務報》，我們就能看清那真實的一幕。
本書揭穿的康有爲神話還遠不止這些，就足已讓我們觸目驚心。我當然並不認爲這些都已是歷史定論，但我完全相信我們在歷史教科書和大量歷史書中所認識的那個康有爲是被人爲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爲，而不是歷史中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康有爲，這纔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爲什麼僅僅百年前的歷史就會如此模糊?爲什麼歷史學家會從塵封的史料中發現如此石破天驚般的事實?我們不禁要追問康有爲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騙一個民族百年之久?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我們習慣了造神，一旦有人風雲際會，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聖的光環往他頭上套。彷彿從來就是英雄創造歷史，明星創造歷史，廣大普通參與者、更不用說芸芸衆生都只是權力的墊腳石。多少年來，我們的造神運動又何曾中斷過?
太平天國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洪秀全造神的歷史，我們從以往的歷史書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樣，戊戌變法也造就了康有爲的神話，因此一百多年來，當我們回首那段歷史的時候，總是籠罩在康有爲自己和後世的人們所精心編織的神話之中。如果還歷史本來面目，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關心民族前途與命運的絕不是個別“領袖”與“英雄”，還有大量的普通知識分子、青年學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準備參與“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啊，僅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書。還有那些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了轟轟烈烈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爲少，辦報的汪康年影響也很大。
當然，康有爲倡導變法，順乎當時的時代潮流，是大勢所趨;他寫的上清帝書，也確實慷慨動人，文采飛揚，頗有見地，其救國熱情躍然紙上。正是因爲康有爲通過講學培養了一批追隨他倡導變法維新的骨幹，通過著書立說，傳播他的維新思想，通過不斷的上書、組織學會、辦報、演說使他成爲名動一時的知識分子。作爲一個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的思想家和行動者，他功不可沒，康有爲之名也因此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不能因此就不顧事實，把康有爲的作用人爲地誇大。我始終堅信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並非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了歷史，那恐怕只在電影、戲劇當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中，康有爲的作用也極爲有限。變法第三十七天，光緒帝下令把康書中關於“孔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官員人手一冊。作爲維新變法的思想家，康有爲當時顯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重視。康本人只是一個工部主事，梁啓超只是辦譯書局事務，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中也沒有提到康有爲的名字。重要的“軍機四卿”中沒有一個是康門弟子，他們後來無一倖免成爲“戊戌六君子”之一，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當康有爲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保皇事業的鉅款時，又何曾想過這些爲變法流血的志士?康有爲在意的是他的領袖地位，在意的是滿清皇室對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準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國時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別墅，一看中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就毫不羞恥地納爲小妾，一邊寫《大同書》說什麼衆生平等，一邊卻是三妻四妾。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爲，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爲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僞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爲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爲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他早年的書法名著《廣藝舟雙楫》肉麻地吹捧大權貴翁同龢父子的書法成就以取悅翁)。他當然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蓋了一切對他不利的事實，試圖把戊戌變法變成他一個人的獨角戲。《溫故戊戌年》僅僅把康有爲的神話撕開了一個口子，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某些歷史的真相。走出康有爲的神話，走出所有大大小小歷史的神話，只有從神話中走出來，我們的民族纔會有希望，一個總是生活在神話中而不能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