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爸爸離開我們已經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們的眼前，他的諄諄教導也在耳邊迴響。
1、沒被斯諾寫到
“革命不是爲了留名”
爸爸在世時很少向兒女們談及自己的功勞和貢獻，從不喜歡吹噓自己。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軍委對建軍60多年來衆多高級將領作出了全面、客觀、公正和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正式確認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36位當代軍事家，爸爸榮列第20名。爸爸去世後，黨、國家和軍委領導對他作出了高度的評價，說他是清廉自律、一身正氣的典範。開國上將王平爲我爸爸追悼會寫的輓聯是：“畢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業業以身作則不朽功績在三軍;終身遵循立黨爲公坦坦蕩蕩剛正不阿高尚風格啓千秋。”也許這正是他戎馬一生的寫照。
我還在上中學時，有一次讀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看到書中有那麼多革命領袖及紅軍將領的名字及事蹟，但就沒有看到爸爸的名字。斯諾祕密進入陝北蘇區採訪時，我爸爸應該在陝北。帶着困惑和好奇，我去問爸爸。爸爸親切地對我說，當時他正得傷寒病，工作也很忙，所以沒有見到斯諾。當時出來幹革命，很多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是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現在他人的書裏，革命還能成功嗎?爸爸說，過草地時，有時走着走着，聽到身後“啊喲”一聲，回頭一看，自己的戰友已經陷入泥沼，一下子就犧牲了。“在長征中犧牲了多少紅軍戰士啊，他們成就了長征的偉大，是人民英雄，但是他們的名字不可能都寫進《西行漫記》。”爸爸說，大家接受斯諾採訪，都是爲了宣傳紅軍、宣傳長征，並不是爲了個人留名。爸爸的言談中，流露出對人民事業的執着，對個人名利的淡泊。
後來我看到一本在哈佛大學珍藏69年、真實記錄紅軍長征全過程的回憶錄《紅軍長征記》(《二萬五千裏》)，發現其中有一篇是我爸爸在1937年以前寫的，題目是《最後的一道封鎖線》。人們說，《二萬五千裏》是長征最珍貴最原始的記錄。當時，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徵稿信：“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爲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爲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後來這本由朱德簽名贈給埃德加·斯諾的《紅軍長征記》被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
2、排名有前有後
“不能都去當發動機”
爸爸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亮點之一，就是1944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與會同志報以熱烈掌聲，後來還以譚政署名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這個報告，是由他起草，經毛澤東、周恩來等修改和中共中央擴大的書記處會議討論批准的，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軍隊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曾被列爲全黨全軍各級領導幹部的整風文件和固定教材，多次印發全黨全軍，被簡稱爲“譚政報告”。
據爸爸的同事說，1960年夏，有人責問我爸爸：這是毛主席的著作，爲什麼用你的名字發表?1978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重新發表了這一《報告》，署名爲“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這使我很困惑。同年，我和丈夫錢建中陪爸爸在廣州臨時休養，當時主持廣東省日常工作的習仲勳來看望爸爸，這是兩位老人經歷“文革”冤獄之災後的首次見面。他倆談到了這個報告，我們就問起署名問題。習叔叔意味深長地笑了起來。我爸爸接着簡述了他受毛主席的委託開展調查研究，親自起草報告的過程。他笑着反問我們：“你們認爲留守兵團政治部能作報告嗎?”儘管如此，我們從沒聽到爸爸在任何正式場合埋怨過此事。
1983年3月，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決定，將這一報告再次以譚政署名印發全軍。
1988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回憶文章。他寫道：“一個多好的同志和戰友辭世了，我心裏十分哀痛……故意將報告人譚政同志的名字抹去，這是很不公正的。譚政同志的這一功績是不應埋沒的。”真實的歷史已得到還原，我們對此深感欣慰。
我曾經問過爸爸，他過去直接指揮過哪個戰役?爸爸回答說，革命事業是一個整體，就像一輛汽車由很多零件組成。如果每個人都爭着去做發動機，沒有人願意去做油箱，這輛車是無法運轉的。政治工作就像汽車中的油箱，爲整個革命事業輸送能量。在工作中，要服從分配，顧全大局，甘當幕後英雄。
前些時候，有的圖書和文章對東北野戰軍總部電報署名順序作了一些評論和猜測。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譚政，就是俗稱的“林、羅、劉、譚”。遼瀋戰役期間，初時東總電報署名均爲“林羅譚劉”，後改爲“林羅劉譚”，後又改爲“林羅劉”。文獻記載，解放北平後，羅榮桓被任命爲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劉亞樓留在北平籌建空軍。這樣，“林羅劉譚”就剩下林彪和譚政了。事實是，從遼瀋戰役到平津戰役，一直征戰到武漢、廣州、海南，我爸爸始終和領導、同事合作得很好，從未計較過自己的排名。我爸爸的那番話，正是對那個電報署名問題的最好答案。
3、獄中寫信教女
“公私界限必須分清”
“文革”中，爸爸被監禁了8年之久，他受到的委屈和折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一直到1969年下半年，通過種種周折，我纔打聽到
爸爸的下落。從此我開始了與處於冤獄中的爸爸長達5年多的書信來往。在那個動盪年代裏，在這幾十封珍貴的獄中書信裏，爸爸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一字一句地寫下了他對我們孜孜不倦的教導。他鼓勵我要勇敢地生活，做一個好人，好農民，一個更接近民衆的人，要做自食其力的人，一個艱苦樸素、吃苦耐勞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難的時候，要靠自己的奮鬥去改善和解決。字字句句充滿了一個慈父對子女的深愛。
1971年我被分配到福州市商業部門工作，爸爸那時仍在監禁中，當他得知這個消息，立刻給我寫信：“在商業部門工作，經手的商品金錢多，經濟手續必須一清二楚，不能有差錯，公家的東西，一點不能沾邊，公私界限必須分清。”爸爸還寫道：“在商業部門工作，接觸的面很廣，要有良好的服務態度，要密切聯繫羣衆，注意傾聽顧客的意見，隨時檢查和改正自己的缺點，不可脫離羣衆。”我遵照爸爸的教導，虛心向老同志學習商業知識，認真對待每一筆賬目，在工作中沒有出過差錯，並被單位評爲優秀職工。在我以後的人生道路上，得益於爸爸的教導，不論做什麼工作都自覺地分清公私界限。
4、復出不提要求
爸爸樹立無言榜樣
1975年爸爸復出後，沒有因爲受到委屈而到處抱怨或者向組織要求什麼。因爲沒有房子住，他復出後8年中相繼臨時住在中組部招待所、京西賓館、總參幹休所，直到1983年才分到了正式的住房。
爸爸無言的榜樣讓我們明白了許多道理，要做自食其力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來做事，做事業，爲社會作貢獻。爸爸離去後，我們沒有向組織提任何無理要求。當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總是靠自己的奮鬥去改善和解決。
1969年，當學校停課，大學停止招生時，我們就上山下鄉，當好農民。當大學恢復招生時，我們超齡了，就爭取到美國去讀書。現在我們已年屆六旬，仍在努力爲改善人類的健康而工作。目前，癌症已成爲威脅中國人民生命及健康的頭號殺手。我國每年用於癌症病人的醫療費用達數百億元。通過對各種癌症的早期檢測、準確診斷及科學治療，人們能有效控制並降低癌症死亡率，提升國民生活質量，減少醫療開支，減輕對社會的負擔。作爲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院院士，我丈夫錢建中創辦了美國EDDA科技公司及其在中國上海的分公司，專門研發生產高科技智能型醫療設備，爲對各種癌症的早期檢測、準確診斷及科學治療提供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我們以父輩開國征戰的精神爲榜樣，全力與癌症作鬥爭，願爲幫助醫生治病救人儘自己最大的努力。
爸爸過去有那麼多動人的故事，有一些是他親自對我們講的，有一些是我們從他的同輩的談話中瞭解到的，也有一些是我們從已經出版的書中或報紙上讀到的。他的故事、他的爲人，永遠激勵着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