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8年六月，重建代國的鮮卑拓跋部首領拓跋珪正式將國號定爲“魏”，次月便定都平城，奠定了北魏王朝的帝國基石。公元493年，魏孝文帝遷都洛陽，開始了一系列漢化改革。以中原正統自居，意欲建立大一統的北魏帝國。僅僅在漢化改革四十年後，北魏王朝傾然崩塌，於公元534年分裂爲東西魏。分別在公元550年和557年，被北齊和北周取代，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北魏以滅亡宣告結束。
孝文帝系列漢化改革對於北魏王朝的滅亡有一定的因素在內，生產力的發展致使因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的矛盾激化。但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卻與兩朝聽政的馮太后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對鮮卑拓跋有着不共戴天亡國家很的馮太后，精心策劃畢生所爲所推行的漢化，就是爲報家族之仇嗎?
先來看下馮太后與鮮卑族的國仇家恨。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北方草原遊牧部落競相南下，晉元帝率中原漢族士族“衣冠南渡”。長樂信都(今河北冀州)望族馮和帶領馮氏一門避禍遷於上黨(今山西東南)，並在慕容鮮卑所建立的前燕政權爲官。後前燕被前秦苻堅所滅，淝水之戰後原來歸附前秦的前燕皇族慕容永趁機建立西燕，馮和之子馮安爲其將軍。當西燕被後燕所滅後，馮氏一門舉家又遷往和龍(今遼寧朝陽)。馮安的兒子馮跋在後燕爲衛中郎將。後馮跋發動政變，自立爲天王，建立北燕。馮跋死後，其弟馮弘逼其侄馮翼自殺，自立爲君。
與此同時，已經成爲北方最強大國家的北魏皇帝太武帝拓跋燾，正以摧枯拉朽之勢，率領着鮮卑鐵騎進行着北方中國黃河流域最後的統一。馮弘遣使向北魏請罪，並“以季女充宮掖”，這位“季女”便是馮弘的女兒，後來太武帝拓跋燾的馮左昭儀。
僅僅兩年後，北魏大軍便兵臨城下。馮弘被迫逃亡高句麗，兩年後迫於北魏的強大壓力，馮弘及子孫數十人被殺。
唯一倖免遇難的是馮弘的一個兒子馮朗，投降北魏後沒多久便“坐事誅”，其女兒被當做罪家之女充入後宮爲奴。這個不幸的女兒便是後來把持北魏鮮卑皇權兩朝的馮太后。
身體裏流淌着北燕皇族血統的一位尊貴公主，突然成爲了罪家之奴，其角色轉換跨度之大，榮華富貴與階下之奴，家仇國恨交織一起，怎能化解?
再來看馮太后的崛起。
馮太后後來能夠“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完全取決於親姑姑太武帝的馮左昭儀“雅有母德，撫養教訓”，這也爲後來遂推行漢化改革打下了最初的文化教育。
隨着以滅佛的浪潮爲契機，北魏皇權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因“保護之功”的乳母常氏在文成帝登基後發跡，其家族勢力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因爲依附於其的馮左昭儀的原因，剛剛當上皇太后的常氏，出於長期控制文成帝的目的，選責年僅十歲的馮氏爲文成帝的貴人。
從馮太后罪家之女、亡國之君後裔的身份來看，能當選貴人絕非家庭條件、個人相貌能力，僅僅只是政治上的需求。
在常太后以“子貴母死”制度處死了剛剛生下獻文帝的文成帝寵妃李氏，立即立馮氏爲皇后，那年她才十四歲。耳濡目染宮廷鬥爭的馮太后，在常太后於公元460年死後，便開始了長達五年培植於常太后外戚權勢土壤裏的勢力培養。
公元465年，文成帝駕崩。二十三歲已經有了過人才華和深邃謀略的馮太后，開始了精心策劃的舉措。
首先，在藉助焚燒文成帝生前御服器物之機，她投火表示殉情，得到了鮮卑皇族的信賴和認可，藉以穩固自己的剛剛得來的皇太后地位。其次，利用常太后生前勢力，誅殺了輔政大臣乙渾，獲得了第一次臨朝聽政的機會。
再者，開始利用手裏的權力，大力培植自己的勢力範圍。比如找回自己的親哥哥並委以重任，大批量任用漢臣，籠絡部分鮮卑貴族以及後宮太監。
緊接着，以撫養監護之名將年幼孝文帝緊緊抓於手中，逼獻文帝遜位。在獻文帝竭力反擊之時痛下殺手，令其“暴崩”。然後順應呼聲達到了自己再度臨朝聽政的目的。
對於手中握着的孝文帝，依然是不信任和猜忌，曾經還有了廢黜的心思。在最終權衡利弊之後，徹底的近乎苛刻地對其開始了培訓和馴服，最終達到政治見解一致並能貫徹始終。
然後纔開始了所謂的報復。開始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諸如禁同姓通婚、班祿制及後的吏治整頓、均田制和三長制以及定樂章等頒佈實施。將鮮卑民族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甚至於生活方式也進行了漢化改革。
後世將此均歸於孝文帝，實在是貪天之功。豈不知這其實是集體智慧的結果，全是在馮太后的主持下進行的。在她二度臨朝聽政的十五年時間裏，皇權旁落的孝文帝僅僅只能“事無鉅細，一稟太后”的名義皇帝。在馮太后死後才得以“躬總大政，一日萬機”。
如果將改革的動機定爲馮太后用毀滅鮮卑而報家仇，實在爲偏頗之言。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的漢化改革，抑制了豪強的土地兼併，減輕民衆的負擔，恢復了長期戰亂遭受的農業生產，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恢復和發展。馮太后臨朝聽政時期，是北魏平城時代最輝煌的時期，整個社會呈現出繁榮景象。
從一個亡國的罪家之女最終成爲超越帝王的太皇太后。她從自身性命的保全和延續，到手握權勢的得失，最終所顧慮和憂慮的事情是她能否保證馮氏外戚的久安，她無法保證可以無限制延伸下去。
她處心積慮所要做的，就是培訓出一個堅定不移的繼承者。孝文帝能夠成爲一個熱衷於漢文化的鮮卑族皇帝，作爲中國史上傑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的馮太后做到了。
孝文帝面對獻文帝和馮太后的宮闈鬥爭政治矛盾，在肯定其父政治地位和軍事業績的同時，也肯定了馮太后臨朝的合法性。在承認其父鮮卑民族傾向的同時，卻權衡再三作出了與馮太后一致的對鮮卑族“叛逆”。做出了擺脫馮太后政治影響的遷都之舉，卻在新都洛陽將漢化改革更加廣泛和深入。
在已經談不上恩怨的前提下，孝文帝當時的平衡策略以及矛盾在雲岡石窟現存的第五六窟淋漓盡致的體現。尤其在第六窟內，繁縟的雕刻，豪華的氣勢以及精湛工藝將內容豐富的佛本生故事詳細雕鑿，對於雄才大略的馮太后進行了肯定性的褒獎評價，所有的情感及哲理寓意都體現於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