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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是怎樣打造以香都爲中心的世界性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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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蒙元王朝和大汗本人引起西方世界的關注方面,誰也沒有威尼斯旅行家、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做得更出色,根據他那部在熱那亞監獄中口述而成,褒貶不一的偉大作品《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記載,他於1275年前後到達中國,並作爲成吉思汗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客卿在那裏待了17年,的確,馬可所描繪的那個富饒綺麗的東方世界確實很難被身處“黑暗時代”的歐洲同胞所相信,他被嘲笑爲“信口開河的馬可百萬君”,小丑們將他的經歷改編爲滑稽短劇在威尼斯的酒館中演出。

但今天我們卻相信,如果馬可本人沒有親自到過元朝統治的中心地帶,那麼他的絕大多數記述是不可能如此生動的,雖然這位具浪漫性格的探險家有時會誇張一點,但總體上還是嚴格地還原了忽必烈統治時代的本來面目。

雖然在絕大多數歐洲人看來,大汗是異教信仰與殘酷征服的化身,但馬可的記載中卻對他充滿了崇拜與讚揚,在他眼中,大都的宮殿是他所見過的“最壯觀,最宏偉的建築,它總共包括400多間華麗的房間,在宮殿附近矗立着一座人造的土山,山坡上種滿了移植自全中國各地而來的珍奇樹木,有些甚至來自遙遠的西南,藉助大象的力量才把它們從深山中拖出。”在今天看來,這種奢侈行爲與他最終滅亡的趙宋王朝有些相似,不過享樂的要求並不是惟一的原因:“忽必烈需要在中原新君主和蒙古人的領袖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間作出某種平衡。”

忽必烈是怎樣打造以香都爲中心的世界性帝國的

威爾·杜蘭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說,“在採取了許多漢人的習俗以便安撫這些新徵服的民衆同時,他又不得不採取措施,艱難地保持他草原遊牧民族的特性,在上朝時身穿漢式袍服的忽必烈必須在每年夏天前往位於今日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東部金蓮川草原的上都避暑狩獵,主持祭典,向蒙古部落傳統信奉的最高神‘長生天’企求保佑,並灑下馬奶酒,以求與可敬的祖父成吉思汗取得心靈上的溝通。在上都的狩獵禁苑中,大汗仍舊要住在傳統的蒙古包裏,頂棚是用鍍金並上過生漆的竹藤精心建造,繪以草原上常見的鳥獸和追逐射獵的蒙古勇士。”

    這頂著名的金帳在被焚燬幾百年後,還給了英國著名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以靈感;他根據馬可·波羅對於這座“香都”的記載,把這所“堂皇的安樂殿堂”寫進了他的長詩《忽必烈汗》。

與這些粗獷的行爲相反,忽必烈精明地不用本民族的名稱來命名他的朝代,以免引發過多的牴觸情緒,“元”這個字在傳統的中國道家哲學典籍中有着深遠的含義,包括“宇宙的起源”與“一切萬物的源動力”等。

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將它的淵源追溯到半個世紀前,成吉思汗與來自中原的道家哲學家長春真人丘處機在河中地區的阿力麻力城相處了兩年時光的結果。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與其他分裂的蒙古汗國依然鍾愛破壞與劫掠的秉性不同,忽必烈已經開始向被推翻的宋王朝學習,建立複雜的官僚國家機器並竭力維持它的運轉:“在大都宏偉的城牆附近,矗立了58座巨大的糧倉,藉以在豐收年景儲備多餘的糧食防備荒年的襲擊。”在全國縱橫交錯的驛道上,遍佈着1400座間距40公里的驛站,“手持符信的使節和官員以每天400公里的速度馳騁其中,傳達大汗的旨意與監督各地的官員行爲,以及自然災害的發生”。

忽必烈是怎樣打造以香都爲中心的世界性帝國的 第2張

“表面上的親善並沒有完全贏得漢族儒家知識分子——這個統治中國所必不可少的集團——的心,而大汗也對他們沉湎於各種抽象道德符號的爭辯深感不可理解和厭煩。”斯塔裏夫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如是說。

曾任南宋度宗朝中書舍人,親點文天祥爲狀元的著名學者王應麟在得知南宋滅亡後隱居在鄉間拒不出仕,而“吳興八子”之首的著名畫家趙孟則畫了一株根鬚畢露的蘭花,以委婉的方式抗議蒙古入侵者攫取了他們的土地,摧毀了文化根基。

與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堅持從一個來自被征服的中亞民族圈子中任命高級官員,包括吐蕃人、色目人、土耳其人,乃至歐洲人,並給予他們相當崇高的地位與宗教自由,忽必烈本人的生母莎爾合黑帖尼,就來自受基督教聶斯脫利教派影響深刻的蒙古克烈部。

忽必烈曾經向馬可·波羅表示,自己對疆域內所有的宗教都“尊而敬之”,勒內·格魯塞認爲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獲得它們帶來的政治價值和迷信效果,1258年夏,忽必烈曾在新建的開平府主持了佛道兩教的一場辯論,雙方辯論至黃昏時分,性格淘氣的忽必烈宣佈道士失敗,按照事先的協議,參與辯論的17名道士被送到剛建成的大龍光華嚴寺脫袍去冠,削髮爲僧。

不過,忽必烈與他熱心佛教的妻子察必很快發現流行於中國的禪宗過於自我出世,而轉向了藏傳佛教,因爲喇嘛教具有大量的巫術儀軌內容,富於神祕色彩,與薩滿教的宗教習俗頗能融合並具備精神領袖參與政治的傳統。

忽必烈是怎樣打造以香都爲中心的世界性帝國的 第3張

1269年,忽必烈加封喇嘛教薩斯迦派首領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並親自從八思巴受戒,此後元朝歷代皇帝都沿襲其例,從薩斯迦派僧侶中封授帝師,八思巴還奉忽必烈之命,以吐蕃文字爲基礎創制了新的蒙古文字,其他各種繁瑣而具體的技術工作則留給了色目人,這些從蒙古部落時代就替他們經營高利貸商業與工匠技術業,被稱爲“斡脫”(夥伴)的中亞居民。

在馬可·波羅的記載中,一位名叫札馬魯丁的波斯人在忽必烈初年掌管西域星曆司,爲皇家圖書館——中央祕書監翻譯了一百餘部來自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科技著作,其中包括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學著作,而一位波斯建築師也黑迭兒曾參加了大都城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