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縣南薛裏(今爲萬榮縣平原村)人。生於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於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學大師，河東學派的創始人。
薛瑄繼曹端之後，在北方開創了"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爲大宗。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爲主的"關中之學"，其勢"幾與陽明中分其感"。清人視薛學爲朱學傳宗，稱之爲"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高攀龍認爲，有明一代，學脈有二:一是南方的陽明之學，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可見其影響之大。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薛瑄是明朝第一個獲准從祀孔廟供後人祭拜的賢哲。他的著述 《讀書錄》，被列入當時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的誦習教材，世人尊他爲“薛夫子”。在學問上，他清修篤學，自成一派，堪稱一代之宗;在爲官上，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廉潔自守，是難得的典範。薛瑄出身於教育世家,從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開始，到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陸續居官24年，大多執掌法紀，如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大理寺卿近似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其間他嚴於律己，勤廉從政，剛直不阿，執法如山，被譽爲“光明俊偉”的清官。逝後贈禮部尚書，並諡號文清，人稱文清公。
一代廉史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擬重整風紀，在內閣首輔楊士奇等的舉薦下，薛瑄被任命爲廣東道監察御史，並監湖廣銀場。湖廣銀場即沅州銀場，轄湘西10餘縣20多處銀礦，有民夫50餘萬人。這裏多年管理混亂，貪污成風，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時，深知肩負責任重大，便以唐詩“此鄉多寶玉，切莫厭清貧”自警。他輪流駐於沅州、辰溪和瀘溪等處，往復巡視，明察暗訪，承辦要案，特別是對貪污受賄者都一一上報革除官職，依法嚴懲。從而使府縣及銀場秩序井然，民衆誇讚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過一次家。離任時兩袖清風，正如他在詩中所說的那樣：“莫言白筆(古時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筆代髮簪，此處代稱自己)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參與刑獄案件審理。此時，身爲司禮太監、把持朝政的王振，爲了達到結黨營私、培植親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贈送禮物並約請相見，但都被薛瑄託辭謝絕。朝中重臣楊士奇等見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屢次勸他前往王府道謝。而他卻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之理?吾不爲耶!”不僅如此，羣臣到東閣議事，公卿們見了王振都行跪拜禮，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禮，從此王振對他就更懷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後盡心盡職，昭冤平反，僅四個多月就辦完了在錦衣衛(宮廷護衛軍)發生的10多起冤獄案。事有湊巧，薛瑄辦案期間，遇有這樣一起案件：錦衣衛有個已去世二年的軍官的小老婆美貌風流，與王振的侄兒、錦衣衛行事校尉王山私通，兩人想馬上成親，但軍官的大老婆賀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滿爲由，從中阻攔。結果引起兩人不滿。王山便唆使那軍官的小老婆狀告賀氏，說她用妖術悶死了自己的丈夫。於是由錦衣衛將賀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獄審訊判成死罪。薛瑄發現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經辦此案的監察御史複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藉故推諉，只好又轉交刑部議處。待刑部查清確屬冤案後，薛瑄便憤然對諸監察御史以瀆職枉法進行了彈劾。這樣一來，便引起了錦衣衛指揮馬順和都察院都御史(主管監察御史的官吏)王文的強烈不滿，二人立即向王振大進讒言，王振聽後大怒，便令諫官彈劾薛瑄，以對當今朝廷不滿爲由，定爲死罪，下於錦衣衛獄中。薛瑄入獄後，許多人紛紛前往看望，但只見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專心致志地誦讀。通政史李錫知道後讚歎說：“真鐵漢也!”午門會審時，由王文主審提問，薛瑄當即義正詞嚴地斥責他說：“你身爲御史長官，自當迥避，安能問我!”羞得王文無言答對。薛瑄蒙冤，震動朝野，就連王振的老僕人也爲之痛哭不已。王振見衆怒難犯，只好作出退讓。後經兵部尚書王偉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將他削官爲民，放回故里。時過七年，也就是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爲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愛民。他誠懇地指出：“爲政以愛人爲本。”“做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以上均見《讀書錄》)他深刻闡明瞭愛民、養民;讓民衆富庶起來的重要性。他說：“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見《從政名言》)正是在這種愛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間不斷地爲民請命，爲民伸冤，動人事蹟廣爲流傳。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復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協助巡撫僉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亂。期間，他親自到各處察看民情，發現當地貪官割剝、橫徵暴斂，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難申，作亂主要由此引起。於是，他在作亂平息之後，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說：“番川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他列舉事實說明苗彝等少數民族地區民力已竭，財力已盡，只有減少貢賦，纔可不生變故。但朝廷對這一建議不置可否。一氣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辭官還鄉的請求。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全國發生大饑荒。蘇州、松江一帶民衆紛紛向富戶借糧。但富戶們乘人之危，大擡糧價，囤積居奇，吝而不借。爲此激起民怨，便發生了民衆羣起搶富戶糧食、燒富戶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處，王爲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500餘戶，捕得200餘人，並以謀反罪將其全部解京，奏請一齊問斬。不少大臣都認爲這是一宗大冤案，但懾於王文權勢卻不敢提出異議，只有大理寺卿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對別人說：“此老倔強猶昔!”但薛瑄卻莊重地表白道：“辨冤獲咎，死何憾焉!”最後經都察院官吏勘實，只嚴懲了爲首者三四人。
明代理學大師
永樂年間，青年時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學者徐懷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導下，專心攻讀宋明理學，頗有造詣。從政以後，他更是勤學不輟，一有空閒，便親自抄錄《性理大全》一書(明成祖命胡廣編著)，認真讀誦，經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顧寒冷，仍然燃燭苦讀。他在讀書中，如有心得體會，便立即記載下來，後來記得多了，便集成《讀書錄》和《讀書續錄》，兩書共23卷，後成爲薛瑄在理學方面的重要論著。
薛瑄推崇程朱理學，在思想上總的是同程朱理學一脈相承的，但又並非程朱理學的簡單延續，而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的思想指導下，棄舊圖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觀點，對明中葉興起的理學唯物主義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導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氣先”和“理、氣決是二物”的唯心主義理氣觀，明確提出了“理在氣中，以氣爲本”的新觀點。他反覆強調：“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見《讀書錄》)“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同時，明確指出“理氣決是二物”的說法是錯誤的，他說：“理與氣無間亦無息。”“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以上均見《讀書續錄》)他堅持氣是構成宇宙萬事萬物最原始的物質本體的觀點，他說：“天地間只一氣。”“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均見《讀書錄》)以上這些論述都是非常正確，應該充分肯定的。
薛瑄一貫倡導求實理、務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他不但明確提出了“實學”的概念，而且賦予了豐富的內涵。他說：“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於言行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心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又說：“爲學不在多言，亦顧務行如何耳!”他在強調行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如說：“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見《讀書錄》)由於薛瑄力倡“實學”，並一生躬行實踐，所以他的學說被時人稱爲“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爲“實踐之儒”。
“復性”說在薛瑄理學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復性”說，雖積極維護程朱的“道統”觀念，本質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義觀點。如就“性”的本源來說，朱熹認爲“性”是天賦，來自先天;而薛瑄則認爲“性”是“理”，主要形成於後天。在對“復性”的具體解釋上，朱熹指出，“復性”就是要恢復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卻不然，他說“復性”就是要按理視、聽、言、動。不難看出，薛瑄的“復性”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朱熹“復性”說的修正和完善。
教育大家
薛瑄的學說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他通過長期聚徒講學，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培養造就了大量學者，創立了著稱於史的河東學派。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河東學派不斷壯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陝西、河南、湖北等地，他們在弘揚薛瑄思想學說和發展程朱理學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薛瑄又是一位頗有聲望的教育家。他考中進士赴京就職時，就向朝廷上奏章，提出“願就教職，以卒所學”，然而當時未能獲准。到了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因朝廷擬選稱職官員，重興學校教育，吏部尚書郭進便積極舉薦薛瑄，並陳述了他的履歷、學識和政績。不久，朝廷便下詔擢升薛瑄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政道僉事，終使他如願以償。爲此，他欣喜地告訴別人說：“此吾事也。”
薛瑄上任後，強調對學校嚴加管理。他要求必須按朱熹的“白鹿洞規”(系朱熹當年在白鹿洞講學時所定，主要有五教之目、爲學之序、修身之要等)辦學，還規定對中途無故退學的生員，要令其賠償在學期間所得的廩糧(供給的國庫糧)。重視改變學風。他巡視所到之處，都要詢問生員們是否能將所學道理付諸實踐，並諄諄告誡他們，一定要“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三是積極倡導因材施教。他提出“誨人必隨其才器而成就之”，每個生員或學行步(體育)、或學字畫、或學講誦及寫作詩賦等，都只能取其所長而不能要求完美無缺。某地有一生員，因家貧經常失學，幾次參加鄉試未中，要求退學。薛瑄便問他的老師：這位生員在春秋祭孔時幹什麼事?答曰擊磬。他當即指出：磬是八音中最難配合的樂器，可見此生員是有用之材，不能讓其退學。後來這個生員果然考中了進士。薛瑄在山東任職五年半，政績斐然。老少賢愚對他都非常感激和仰慕。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秋他奉調赴京時，生員們依依不捨，哭着遠送，情景感人。
萬榮平原村薛瑄家廟
薛瑄不但勤於督辦學政，而且樂於教書育人。在他的一生中，有兩次回故鄉講學，一次是被王振誣陷削官爲民期間，一次是致仕(即退休)還鄉至逝世，時間長達14年之久。尤其是第二次，他在河津縣城南街的住宅中從事明理講學，慕名從四面八方而來的求學者很多，以至館舍都容納不下。他拳拳以“復性”教人，論理深刻透徹，使大家受益匪淺。
薛瑄還是有素養的作家和詩人。他的文學作品有散文、雜文等260餘篇，詩歌1570首，成就頗大。對於詩文寫作，他曾講道：“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見《讀書錄》)這就是說，凡是發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寫作方法上，他主張要條理明白，要注重修辭，把文章寫得言簡意賅;他還強調，有了高深的涵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寫出好的文章。這些見解，無疑都是正確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雜文大體可分爲遊記、隨感、對友人題贈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寫作上大都結構嚴整，行文流暢，格調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龍門記》敘述簡潔明快，寫景繪聲繪色，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被稱爲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紀60年代曾被選入中學課本。《退思亭記》、《車窗記》都是觸景(物)生情，有感而發，在揭露貪污受賄、敗壞法紀等劣行的同時，不忘奉勸世人和勉勵自己勤廉從政、慎言慎行，說理充分，令人心悅誠服。
薛瑄很愛寫詩，凡行旅、登臨、居住、懷古、讀書、會友、贈別等，多有詩歌問世。對薛瑄的詩，清人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給予了很高評價，曾稱：“大致沖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淵明)韋(應物)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薛詩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見《沅州雜詩》)“庶官務割剝，不念遠人窮。”(見《有感》)“夜深風雪響侵門，繡被薰來睡正溫;忽念中林有樵者，獨慚餘暖未能分。”(見《瀘溪冬夜》)“宦情似水年來淡，鄉思如旌日自懸。”“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見《舟中賦》)薛瑄的詩意境優美，形象生動，愛民之心，辭官之願，躍然紙上，備受讚賞。近年，已有人對薛詩作了選編評著。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春，年已69歲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起初，他還躊躇滿志地想爲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見，都能坦誠直言，獻計獻策，屢次就行王道、重賢才、用羣策等，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但不久他便發現英宗皇帝平庸無能，對朝臣亂政束手無策，置正確意見於不顧，屈殺忠臣于謙，並令從南國購買獅子，玩物喪志。從此，他對振興朝政已毫無信心，想到還是“見幾而作”，致仕還鄉爲好。於是便以老病爲由接連上章，獲得允准後，第四天便離開京師，踏上歸程。這時，他高興地說：“吾道則亨也(意爲我所推崇的道學思想可以順利地弘揚了)!”
薛瑄在致仕還鄉以後的日子裏，一面聚衆講學，一面進一步深鑽細研正心復性理論，並進行更加嚴格的自我修養，使之達到了更高的境界。七年之後,也就是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的六月十五日，他忽覺身體不適，遂將所寫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後伏案寫詩道：“土炕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唯覺性天通。”通字尚未寫完便與世長辭，時年七十六歲。
薛喧逝世後，朝廷派官吏爲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次年春又頒下《奉天誥命》，根據薛瑄生前的功績，贈他爲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號文清。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在薛瑄逝世107年後，朝廷降旨准予從祀孔廟(在孔廟內置神主牌位，隨從孔子受人祭祀的意思)，他終以精深的學問和崇高的品節，躋於名儒之列。爲此，世人都尊稱他薛夫子。
薛瑄是明代正統和景泰年間的朝中重臣，曾任大理寺卿和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等。一位忠心事君的高官，在清醒的以民爲本的思想支配下，明確地提出了“爲政以愛人爲本”的見解，同時又進一步把“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概括爲治天下的“三要”。(均見《從政名言》)他真心實意地關愛廣大民衆，盡心竭力地爲民解憂;提出了一項項深得民心的正確主張，演繹出一個個爲民請命、爲民辯冤的動人故事，實屬難能可貴。
歷史貢獻
以“誠”待民 以“愛”感民
愛民爲民，首先有一個怎樣看待民衆的問題。在封建社會，許多官吏都認爲民衆愚頑，因而責不絕口。可是薛瑄卻同他們完全兩樣。他反對把民衆看成“愚且賤”的人，而對他們一味強制和懲罰。他告誡人們說：“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又說：“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以動之。”(均見《從政名言》)他提醒那些認爲民衆爲刁頑的官吏，必須去除偏見，平和寬緩地對待他們，切不可“強民以必從”，以至招致“相伺如仇敵，兩敗俱傷”的嚴重後果。(見《送林鄭州序》)以“誠”待民是愛民爲民的基本要求。只有以“誠”待民，才能改變民衆對官吏的認識和態度，才能使官吏真正取信於民，從而順利地辦好各種政事，並使民衆得以平定安寧。薛瑄在《贈知韓城李居敬序》一文中，對這個道理講得最清楚不過了。當初，韓城被人稱爲陝西最難治的縣，其主要癥結是“民好伺察其長之失而中傷之。”可是李公居敬在這裏任了九年知縣之後，民衆都變得很聽話，凡事容易辦妥，賦稅及時交納，鄉村不出變故，呈現太平景象。當李公任滿要調離時，民衆都苦苦挽留。爲什麼會有這樣截然不同的變化呢?薛瑄分析道：“天下古今，民心皆同”，“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本是自己的“誠之不足”，卻歸咎於“民之難治”，實在不應該!最後，他意味深長而又幽默地說了這樣一段話：“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於居敬雲(意爲：凡管理民衆的人，千萬不要說民衆難管，而應該常責問自己是不是真講誠信，都有哪些做得不周到的地方。若不相信這個道理，就請去問居敬，讓他作回答吧)!”
以“愛”感民，是愛民爲民的重要前提。只要能以“愛”感民，愛民爲民就會立見效果。薛瑄認爲：“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指《書經》)曰：如保赤子(象保護初生嬰兒一樣)，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見《讀書錄》)，他在《從政名言》中還引用孟子的話自警說：“視民如傷，當銘諸心(視民如傷，即看待民衆就象看待受到傷害的人一樣，不驚擾，忙救助)。”他還指出：“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象孝敬自己的老人那樣孝敬別人的老人，象愛護自己的孩子那樣去愛護別人的孩子的意思)。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當他親眼看到一些地方的民衆“飽暖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者”的情景後，便深有感觸地說：“化嘵瘠爲豐熟，撫疲睏爲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同然一詞，非盡心撫字者能然也(意爲：把堅硬瘠薄的溝坡變成莊稼豐熟的田地，使疲乏的人成爲安逸的人，爲此受到稱讚，前後遠近，異口同聲，若不是盡力關心撫愛民衆的人，會是這樣嗎)?”(見《送永和湯大尹序》)如果爲官者真能愛民如子，那麼，民衆也定會視官如父母，道理就是這樣簡單而淺顯。
關注教化 先復民性
薛瑄提出的“復民性”，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教育感化，使民衆明白義理，進而形成淳正的社會風尚和良好的社會公德。從這個意義上講，教化民衆也是愛民爲民的一件大事。
薛瑄把教育感化民衆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說：“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見《讀書錄》)又說：“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還說：“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以矣(意爲：民衆的心性一般都是很柔順的，如果真有很強硬的人出現，只能是順着他的心性加以引教，這樣就不會有不服從的了)。”(均見《從政名言》)他在諸多論著中，一次次表彰了重視教化民衆的州縣主事者，他稱韓城知縣李居敬正是因爲能向民衆“告以孝悌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於誠實，民爲之感動”，從而使民衆深爲滿意，取得了顯著的政績。
薛瑄在教化民衆、明白義理方面的要求很多，這裏着重提及以下幾點：
一是注重正心。就是要盡力保持心地的純潔與正直。薛瑄一再強調正心的重要性。他說：“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王道不過如此。”他指出“心術不正，則事事不正。”(見《讀書續錄》)怎樣才能心正呢?首先要重誠信，這是做人的基本準則;其次要守本分，就是指“非理勿視，非理勿聽，非理勿言，非理勿動”;再就是要當君子而不當小人，因爲“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見《讀書錄》)
二是講求倫理。薛瑄在《戒子書》一開頭就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這就是說，遵從倫理應是做人的起碼要求。以上所講的倫理雖然多屬封建禮教，但於當今繼承傳統仍有參考價值。
三是存天理，滅人慾。天理是指大公無私，是指仁、義、禮、智的天性;人慾是指自私爲己，是指耳、目、口、鼻、百體的嗜好。薛瑄就此談自己的切身體會說：“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慾，則心狹而暗。”(見《理學粹言》)他認爲人慾就象“寇敵”，會伺機而入，須嚴加防範;他指出存天理，滅人慾的最爲有效的辦法就是認真察省和克盡己私，能身體力行。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教育感化民衆，薛瑄一直持“正己以正人，修己以治人”的觀點。他在《送朱知府赴任序》一文中頗有感慨地說：“己正而左右僚吏正，部屬正，以致庶事無一之不正，…所謂千里之民，熙然相與以寧者，有必然矣!”爲此，他一再叮囑官吏們，一定要加強修養，嚴以律己，以高尚的品德、端正的行爲，率先垂範，力求教化民衆取得更好效果。
力倡省財 蓄養民生
薛瑄提出的“養民生”，是基於“民爲國之本”的思想認識，爲“扶本固本”而採取的重要舉措。他認爲養民生——
一要注重安定民心。而要安定民心就得切實幫助民衆求得飽暖和安樂。他在《送長蘆陳副運序》中說：“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當他體察民情時，每到一處都要現場詢問收成是豐是歉、民衆能否飽暖、賦稅是否交納、有無流離失所者、有無被官吏富豪盤剝情事等，凡與民衆休慼相關的“疾苦隱伏”，都要弄個一清二楚。遇有“精心勵飭，以民事爲己任…民食或艱，即爲之纖悉經紀(仔細安排料理之意)”的官吏，他便熱情地贈文鼓勵。同時，也對那些不關心民衆痛癢的官吏嚴厲譴責說：“睃人益己，視民之飢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誠何心哉!”他還殷切希望廣大民衆能夠“既庶且富”。爲此，在《策問五十八道》中，就提出了開墾荒地、引水灌溉、教民種稻等有利於富民的良策。
二要注重愛惜民力。主要是指節省財務費用。他在《從政名言》中透徹地分析道：“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究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他還借用唐代陸宣公的話說：“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柢蹶拔矣。”(見《唐陸宣公廟記》)爲了省財，他告誡人們：“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見《從政名言》)並對自己嚴加要求，在“以儉養廉”方面爲大家作出了榜樣。
和省財緊密相關的就是要少收賦稅。薛瑄竭力主張實行薄稅，以便給民衆以休養生息的機會。他指出：“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關鍵在於“取之有法”。(見《理學粹言》)他一再叮囑：徵收賦稅，要注意寬緩行事，只有這樣才能順隨民意，不落怨言。他堅決反對亂收苛捐雜稅，加重民衆負擔。景泰元年，他在協助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平息苗亂時，曾親赴苗、彝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尋訪民衆，瞭解作亂情節。他發現那裏由於“庶官務割剝”，民衆苦不堪言，實屬“官逼民反”。爲此立即向李匡建議說：“與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苗亂平息後，他又積極向朝廷奏本，指出“番州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他針對當地民窮財盡的具體情況，請求朝廷減免民衆所交的貢賦，以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沒料到朝廷對他的本章竟置之不理。於是他耿耿於懷地慨嘆道：“求言未若用言難，不用忠言亦等閒。”(見《讀史》詩)因一時思想想不通，便索性向朝廷提出了辭官回鄉的奏請。
河津蓮池公園“文清閣”
秉公執法 辯白民冤
薛瑄多年擔任執掌風紀的官吏，他始終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剛直不阿，秉公執法，親自察審了大量訴訟案件，使貪贓枉法者得到應有的懲處，使無辜含冤者一一還清白之身。
首先，他認爲，每個風紀官吏都應認清自己的使命和職責，從而恪盡職守，從嚴執法。在《柏臺春霽序》一文中，他把風紀官吏的職責概括爲“剔拔奸蠹，扶植善良，以澄肅一方之官吏”。在《山東按察司題名記》一文中指出：“凡任御史按察者，於百司之邪正，庶獄之冤疑，既得扶抑而伸理之;至於國家大小之政，生民休慼之情，又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他希望所有風紀官吏，都能盡力“剔去牟蠹(大貪)，保惠良善，使單民弱夫，鹹得伸眉吐氣，而不爲豪橫所頓摔遏抑(欺壓之意)。”(見《送劉僉憲之任序》)正因如此，他強調說：“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乎!”(見《從政名言》)其次，他就自己的體驗指出：“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見《從政名言》)不害民就是要愛民爲民，就是要把法紀當作保護民衆的工具。他說：“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以培固國家之根本。”(見《送刑部鄭侍郎序》)在他的執法實踐中，真正做到了對貪官污吏嫉惡如仇，嚴懲不貸;對民衆心存憐憫，有冤便盡力辯白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