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開國君主李淵的第二個兒子，是唐代難得的治國之君。在其統治期間，唐太宗知人善任，察納雅言;執法慎刑，重農恤民，使國家形成了歷史上人人稱道的“貞觀之治”局面。他的雄才偉略、勤於政事甚爲後人稱道。但即使是這樣一位曠世聖人，他的一生仍是有很多瑕疵的，“玄武門兵變”內情歷來讓人生疑，而他後來的修改國史也爲後人議論不休。
那麼，李世民爲什麼要修改國史呢?對此，史學家們有不同的說法。《新編中國曆朝紀事本末·隋唐卷》是這麼寫官修正史的——設史館修前朝史制度的確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統治的貞觀時期。貞觀君臣爲唐皇朝的“長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爲鏡”，總結歷史成敗的經驗教訓，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訓。鑑於武德年間蕭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組舊史館、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書省特置祕書內省專門負責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閏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將史館移入禁中，設於門下內省北面，由宰相監修。從此以後，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職責，史館成爲皇帝直接控制的門下省的一個常設機構，專門負責修撰當朝國史。
還有一種說法認爲唐太宗的皇位並不是由合法繼承得到的，而是其殺兄逼父的結果。這一行爲不合乎封建法統和封建倫理，在封建統治者看來，也就不能貽示子孫，垂爲法誡。
因此，唐太宗奪得皇位之後，就着手修改國史，爲自己辯護。這種說法認爲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時錄》時，大肆鋪陳太宗在武德時的功勞，竭力抹煞太子建成在唐朝創建過程中的功績並極力貶低高祖的作用。但是這樣仍不足以說明太宗繼承皇位的合法性，於是他們又把修改國史的着眼點放在晉陽起兵的密謀上面。他們把晉陽起兵的密謀杜撰爲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其目的在於把太宗說成是李唐王業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獲得近似於漢高祖自爲皇帝而尊其父爲太上皇那樣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於何種動機要修改國史?這個問題迄今爲止仍未有確定的答案，給歷史留下了一樁疑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