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徭薄賦
朱佑樘體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減免地方的賦稅。地方官奏報因災情免賦的要求，他都無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稅糧之外，他還給貧民麥種、牛種。他還禁止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禁止勢力人家侵奪民利。有一次，朱佑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黃河工地上，犒勞治理黃河的劉大夏及河工人員。
興修水利。
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開封黃河決口，孝宗命戶部左侍郎白昂領5萬人修治[20]。弘治五年(1492年)，蘇鬆河道淤塞，氾濫成災。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歷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鬆消除了水患，再度成爲魚米之鄉。
力求節儉
孝宗力求節儉，詔減皇宮的開支與供奉，不大興土木，主張節約費用，緩解人民負擔。他屢次下詔，禁止宗室、勳戚侵佔民田，魚肉百姓;還多次下詔減免一些地方的夏稅、秋稅。這些都十分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正統、成化年間，農民起義不斷，有幾次聲勢還相當大，而弘治一朝卻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詞，不過，與前後幾朝相比，弘治時期的朝政的確算是清明的。
經濟成就
明代歷朝國家賦稅收入，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爲高峯。正統年間，由於將江南重賦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賦稅收入銳減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從此以後，景泰、天順、成化始終徘徊於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石之間，而弘治朝卻增至二千七百萬石，成爲明中葉賦入高峯。
其實這不僅是賦稅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較穩定地增長，從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戶由9113630戶增至10100279戶，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戶，弘治十七年(1504年)達10508935戶，人口數則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中興
弘治元年(1488年)，他採納大臣的建議，開設大小經筵。這一制度是在正統初年制定的，大經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舉行，主要是一種禮儀;小經筵又稱日講，君臣之間不拘禮節，從容問答，是重要的輔政方式。
大小經筵制度，在憲宗朝時一度廢置。孝宗開始堅持日講[8]，同時，又在早朝之外，另設午朝，每天兩次視朝，接受百官面陳國事。孝宗勤政圖治的做法，與他父親的怠於朝政形成鮮明的對照。
由於孝宗銳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紛紛上言，或痛陳時弊，或廣進方略。馬文升上時政十五事，包括選賢能、禁貪污、正刑獄、廣儲積、恤士人、節費用、撫四裔、整武備等諸多方面，孝宗無不大爲讚賞，一一付諸實施，這對弘治朝興利除弊起了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