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重大勝利，則源於漢朝“遠交近攻”策略之奏效。烏孫國在蔥嶺北，大宛、康居東，與漢朝不接壤，不會產生大的糾葛，但也不算太遠，漢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烏孫常受匈奴欺凌，兵將較多，有一定作戰能力。
漢朝這次選擇的方式，是和親+戰爭紅利。和親的承載者，是細君公主和解憂公主。尤其解憂，足以躋身中國歷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憂一直在影響烏孫政局，促使烏孫和漢共擊匈奴。如昭帝時，漢將常惠發兵烏孫兵，烏孫王自率五萬騎從西方進入匈奴領土，斬首4萬級，馬牛羊驢駝70餘萬頭，烏孫可自行支配戰利品。在漢朝的主導下，參與戰爭，從中分得紅利，也成爲西域各國的經濟來源之一。再往後，不單對匈奴，對西域內反叛漢朝的國家，也採取了這種形式。如陳湯、甘延壽擊北匈奴、班超伐龜茲，基本上都大量徵發西域兵。
第三次重大勝利，源於漢之“西域都護”超越匈奴之“僮僕都尉”。西域都護的前身是屯田官，這些屯田點，既是往來客商、使者的驛站，也是漢朝屯卒的軍糧來源。一方面滿足了絲綢之路往來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不至於勞頓西域各國，加重它們在糧秣供給方面的負擔，類似美國西進運動時的“毛皮驛站”。漢昭帝時，與匈奴爭奪車師，勝利，絲路南道暢通。後來匈奴的日逐王降漢，北道也通。都護府成立，鄭吉成爲漢朝第一任西域都護。這意味着天山南北，也就是狹義上的西域，正式納入了中國領土。漢朝在這裏採取羈縻治理，經濟上不斂賦稅，不攤糧餉，而往來客商和使者，以及時不時發生的戰爭掠奪行爲，使西域小國的利益評判，明顯倒向了漢朝。
政治上則爲西域小國調節矛盾、保障安全。匈奴則不同，僮僕都尉，顧名思義，西域各國皆爲匈奴僕役，只有掠奪，沒有關愛;只有踐踏，沒有共存。漢朝爲西域小國提供了和平、安全、發展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匈奴的僮僕都尉“遂罷”。此外，對於蔥嶺外諸國，如康居、安息、條支等，漢朝始終堅持互利互惠原則，商貿優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皇帝安敦派使團來華，都是絲綢之路國際交往的佳話。漢在蔥嶺外，營造了一個“結盟組織”。
第四次重大勝利，源於漢朝在“高鐵”方面的巨大投入。除西漢開通沙漠絲綢之路，從陽關、玉門關到車師，再到疏勒，遍佈亭隘外，東漢初年還開通飛狐道，自代至平城，約三百餘里;又開通嶠道，自零陵、桂陽，通嶺南，遠達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長一千餘里;自巴蜀向西南開通古道、永昌道，經緬甸，到達身毒，北上大夏，這就是西南絲綢之路。這些通道的沿途，有郵局，旅店，保障了來往商旅的安全，促進了投資和地方經濟繁榮。
在這樣的佈局之下，匈奴徹底失去了西域。沒有了天山南北草場和農田的滋養，沒有了絲綢之路的商業收益，再加上漢朝和盟國的通力打擊，以遊牧爲生的匈奴帝國，終於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終淪爲邊塞部落。漢朝對於絲綢之路的經營，延續二百多年，歷時多代，其經略史上的經驗與教訓，值得今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