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慶曆新政，雖敗猶榮，爲其後王安石變法拉開序幕，後人知其爲政治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千古流傳，爲後世文人立下處世之標準，後人知其爲文學家。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范仲淹還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其軍事成就也並不遜色。
寶元元年（1038），党項族首領元昊脫離宋朝，另立西夏。從此，安定了幾十年的西北邊境烽火不斷。面對元昊所率的十萬大軍，宋軍狼狽不堪，毫無戰鬥力，延州北部數百里邊寨多被洗劫、掠奪。而這，震動了京師，也改變了范仲淹的命運。
仁宗任命夏竦爲前線主帥，又依韓琦的意見調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尹洙同行。
兩鬢霜染，仕途艱辛的范仲淹進京面聖後即刻西行。在韓琦、夏竦的眼中，二十萬宋軍，當與西夏尋求決戰，一舉擊潰之。而同爲文人的范仲淹卻不盲目樂觀，親身視察後他發現，宋軍軍備廢弛，久不經戰，早已疏弊不堪；且在“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的指導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軍隊凝聚力不足，戰鬥力低下；以文人統軍之術，決定戰爭之方略，不能真正瞭解敵情，更不能依情而變，難以制勝。
慶曆元年（1041）正月，宋軍大敗於西夏。十六名將領陣亡，萬餘人慘死沙場。歸途之中，陣亡將兵家屬數千者夾道痛哭，韓琦掩面而泣。他不是佞臣，只不過纔不堪其任，能不勝其位。
事實證明，當時的宋軍急需改革。古者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宋與西夏的國情分析之後，范仲淹確定了針對西夏的全面戰略，即：定守局。以經濟爲後盾，政治上孤立，軍事上改制，憑藉北宋巨大的經濟實力消耗西夏國力，逐步反攻。憑藉“重文輕武”政策給予文臣的極大權力，范仲淹開始了他對西北邊防軍的整頓。
范仲淹採取種世衡的建議，築延北城。然後封堵夏宋邊境，以堡寨相連，相互聯繫，形成一條嚴密的封鎖線。精兵去冗，從當地獵戶中挑選身強力壯之人，裁汰內地老弱冗兵，最終選出一萬八千人，分六部，每部三千，成爲邊防軍主力。改革更戍法，取締按軍階高低先後出陣的機械臨陣體系。以各個將領統率各部，使將兵之間形成穩定的關係，增強凝聚力。臨陣按情況出戰，便於將領靈活指揮，應對多變的軍情。尤爲可貴的是，對待邊疆少數民族，范仲淹坦誠相待，慷慨優惠，嚴明賞罰，使其歸順宋朝以孤立西夏，從而鞏固了邊防。
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北宋政權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得以維持，而西夏由於經濟不支引發了政治變動，國力削弱。
慶曆二年（1042），范仲淹令長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引兵襲西夏軍，奪回馬鋪寨。與此同時，他本人率軍深入西夏軍防地，就地築城，僅十天便築成新城。這便是鍥入宋夏邊境的著名孤城——大順城。西夏來攻之時發現，宋軍已形成以大順爲中心與堡寨相呼應的堅固體系。西夏軍無功而返，自此，范仲淹被譽爲“胸中有數萬甲兵”。
西夏由於連年戰爭，國力損耗，向宋投誠者越來越多。慶曆四年（1044），雙方最終達成和議，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價贏得了最終的勝利，也贏得了他政治變革的機遇。
一代名儒，未經戰，卻可戰。范仲淹堪稱有宋一代文人治軍的典範。遺憾的是，如范仲淹這樣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儒將畢竟不多，書生帶兵並不能扭轉北宋軍事羸弱的局面。“國雖大，好戰必亡，雖處盛世，忘戰必危”（《司馬法》），北宋雖盛，忘戰輕武，乃能不危！這對於今天，也是極大地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