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當時是擁有世界最強大艦隊的帝國，曾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但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後被叫停了，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哥倫布之後有無數的哥倫布出現，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這是爲什麼呢?明朝又何以錯失海洋時代呢?
歷史學家公認，近代世界始於地理大發現，人類完成從地區戰略向全球戰略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是對海洋的發現和海權的獲得，在觀察和評價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時候，一個事實就像卡在筆者喉嚨裏的魚刺，不得不先清理出來才能夠繼續談下去。
這根魚刺就是：那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艦隊的明朝帝國，那個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60年前就已經到過現在海盜猖獗的索馬里的國度，爲什麼竟然沒有贏得發現歐洲或美洲的桂冠，而這個國度爲什麼只是在全球史時代開始之後三百多年才進入了近代?
網絡配圖
這根魚刺不只是卡在筆者的喉嚨中，也卡在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喉嚨中，梁啓超在爲鄭和寫的傳記中，在高度評價鄭和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爲什麼哥倫布之後有無數的哥倫布出現，而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但他沒有指出原因。
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
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爲什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爲什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史學界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爭論，不過我認爲，《明史》的說法最爲確切，無需別立高論。
《明史》上說，派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也就是說，鄭和艦隊肩負着兩項重要使命，一是尋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強。
通過連續七次下西洋，上述兩項目的應當說都實現了，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朝統治集團瞭解到，南洋和西洋對中國的安全不構成威脅，散佈在沿海地區的政權紛紛歸依明朝，一個符合儒家觀念的“朝貢體系”重新建立了起來。
那麼，如此成功的舉措爲什麼卻在明朝宣德年間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後被叫停呢?我這裏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網絡配圖
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爲，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爲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王賡武自選集》)，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
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爲明朝帝國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着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
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爲“敝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
上述兩種觀點，我認爲都是成立的，作爲一個新興的王朝，其戰略方向存在着爭論，是完全正常的。
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戰略存在着一個軌跡，從南北平衡轉向重視北方，明成祖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就是明證，成祖時代的下西洋是作爲國家戰略被推進的，無論是尋找建文帝還是耀兵異域，都有明確的戰略企圖，隨着蒙古對北方邊境威脅的增大，在有限資源的約束下，放棄花費巨大的海上活動，是戰略理性的體現，不這樣做，反而是難以理解的。
但是，戰略轉變雖然可以解釋爲什麼放棄鄭和下西洋活動，但卻不能解釋爲什麼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來自海上的對明朝安全的威脅，戰略重點轉向北方、不再組織國家層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採取開放海上貿易的政策。
而事實是，在停止國家組織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同時，海洋也被封閉起來了，從明朝開國到第七次航行結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個十分突出的奇怪現象，一方面是國家花費巨資打造龐大的艦隊，三十年間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則是嚴厲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頻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禁頻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對於沿海居民的海外貿易，下令“嚴禁絕之”。
明成祖繼位後，一方面大張旗鼓屢下西洋，另一方面卻是下令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
總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權，它對於海洋擁有絕對的權力，百姓斷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貿易，更不用說海洋探險，有嚴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喚奈何!
所以說，中國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並不是戰略重點的轉移、財政限制和有論者所謂的“黃色文明”，而是明朝統治集團對於海上活動的國家壟斷。
當然，我們需要承認，鄭和時代明帝國的海洋壟斷經營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先生對此有過高度的評價，但是他認爲，鄭和之後，明朝由於採取了“放任政策”，放棄了對海洋的國家經營，“結果在商業方面由國營而恢復到以前的私人經營”，這一政策造成了中國在海洋上的失敗，
網絡配圖
他說：“八十年後，歐洲人爲了找尋香料羣島陸續東來。他們不但擁有武力，作有組織的經營，並且有國家的力量做後盾，得步進步，不到幾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個樣子。……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大轉變，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明初的對外政策與鄭和下西洋”，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
吳晗先生認爲，明朝海洋政策失敗的原因是國家放棄了國家經營，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明朝海洋政策的失敗，主要並不是國家放棄了經營，而是對民衆海上活動的禁錮，雖然他也指出了數千萬無名英雄冒着違反國家法令的危險，憑着勇氣和求生的慾望，赤手空拳，乘風破浪，到海外開拓新世界、新事業，但是，他沒有注意到，正是皇權的無限和絕對，正是國家對海洋權益的壟斷，纔是導致中國失去海洋數百年的原因。
吳晗先生認爲鄭和之後，明朝採取了“放任政策”，如果這指的是國家放棄了責任，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是國家放鬆了禁海措施，民衆都可以自由航海，那就大錯特錯了。
事實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許可，否則片板不能入海，這種政策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明朝，從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動是犯罪行爲，民衆一出海便成爲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爲有所發現而成了民族英雄。
不同的政策鎖定了海洋活動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滿足，一旦他們聽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從國家層面到百姓層面，徹底地封鎖了海洋，以至於造成了在世界史的關鍵時期海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