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朱元璋的歷史形象
正史往往將他塑造成仁義的明君
野史則把他描述成殘忍的暴君
關於朱元璋的歷史形象，一直以來都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
正史往往將他塑造成仁義的明君，野史則把他描述成殘忍的暴君。清人趙翼就曾困惑地評價道：“蓋(大概)明祖(朱元璋)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不少現代人也因爲這種矛盾而產生了誤解，認爲有關朱元璋的“黑材料”都是清代官方的刻意“抹黑”。
不少現代人把朱元璋形象的“醜化”歸結爲清朝官方所爲，尤其將矛頭對準了“禁書修書”的乾隆帝
但事實上，從明仁宗洪熙朝開始，朱元璋的歷史形象就已經出現了每況愈下的趨勢。
在明朝建國初期，朱元璋的形象無疑是俊偉光鮮的。明朝的官修史書《明太祖實錄》就稱讚他是五帝之後，帶有聖人基因。明初的文人士大夫更是在《洪武聖政記》等私人著述中吹噓他德行高尚，功績震古絕今。
而到了明成祖永樂年間，朱棣又進一步將這種個人崇拜推向了高潮。在永樂朝成書的《天潢玉牒》中，不但羅列了朱元璋禮賢下士、勤奮好學、徐懷納言等優秀品質。還記錄了大量有關朱元璋的神異事件，試圖利用“天命所歸”的暗示，把朱元璋的個人形象“神格化”。
除了極力美化朱元璋外，《天潢玉牒》還特地把朱棣的生母說成了馬皇后。這種與史實不符的記載，反映出該書濃烈的政治傾向。
洪武朝對朱元璋的各類溢美之詞尚可理解，畢竟他終結了元末亂世，創造了和平的局面，國計民生都因此得以復甦。再加上朱元璋喜好嚴刑峻法，大搞政治迫害，文人出於避禍的心理，也不敢妄談國事。
但永樂朝對朱元璋的誇大吹捧就頗值得玩味了。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朱棣起兵時打出的口號就是恢復洪武舊制，另一方面則源於朱元璋和朱棣在作爲上的相似性。
朱棣很清楚，褒揚太祖就相當於褒揚自己，抨擊太祖就相當於抨擊自己。所以，永樂朝吹捧朱元璋的風氣超過了他在世的洪武朝，達到了歷史頂點。
和朱元璋一樣，朱棣在位期間不僅事業有成，同時也殺戮了大量政治異見者。
不過，明朝對朱元璋的這般吹捧也就只維持了約半個世紀。自明仁宗朱高熾繼位開始，情況就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在洪熙朝到成化朝的六十多年間，雖然文人士大夫仍然對朱元璋褒揚有加，但批評的聲音也逐漸流傳開來。
永樂朝以後，明仁宗和明宣宗爲了重建士大夫階級的道德標杆，平反了深受朱棣迫害的建文朝大臣。原本被封禁的建文朝著作，也隨之得到了解禁。這些著作揭露了朱元璋在位時期的不少冤案，對後世評價洪武朝的政治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例如，方孝孺的《遜志齋集》，就涉及了大量洪武朝的“黑材料”。它披露了洪武十五年發生的“空印案”，提及了許多朱元璋不納忠言、亂殺諫臣的史實。這些事件株連甚廣，被殺和被流放的官員達數千人，但洪武、永樂朝的其他史料(如官修《明實錄》)卻視若無睹，沒有加以記載。
方孝孺的著作揭露了洪武朝的很多未載於正史的“黑幕”。
伴隨着對建文朝臣子的平反，尤其是明代初葉那種緊張的政治風氣逐漸鬆弛，文人士大夫不但有了閱讀《遜志齋集》一類黑材料的機會，還大量以之爲依據，用來批評朱元璋時期專斷暴戾的執政風格。
特別是正統朝發生“土木堡之變”後，明朝政治日趨腐朽，國家實力逐漸衰微。文人士大夫階層受此影響，不再沉溺於對皇帝的個人崇拜，反而試圖從前朝事例中尋找經驗教訓。從很多當時留下的論述裏可以看出，中明的文人士大夫表面上批判的是朱元璋，實際上是想用朱元璋的例子警示本朝皇帝。
自明英宗以來，明朝皇帝昏招迭出，致使文人士大夫不得不反思過去一味給皇帝“捧臭腳”的政治風氣。
當然，這些關於朱元璋的“黑材料”也並非全無問題。特別是有關洪武文字獄的記載，存在明顯的誇大，甚至互相矛盾。後世有關洪武文字獄的大部分故事來自於《朝野異聞錄》和《閒中今古錄》一類的野史。現代明史專家經過對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了發現洪武文字獄確有其事外，也從這類野史中發現了不少杜撰的故事。
而且越到這段“平反浪潮”的後期，對朱元璋的杜撰式“抹黑”越嚴重。尤其是在中晚明，出現了肆意篡改書籍的風氣，導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礎上添油加醋，把朱元璋醜化爲一個粗俗的流氓。相比前期的客觀還原真相，後期的朱元璋形象已經變得慘不忍睹。以至於著名明史專家陳學霖認爲：“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史料不宜輕信。”
諷刺的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紀，隨着明朝北部邊疆的戰局日益吃緊，特別是明亡以後抗清形勢的需要，文人士大夫對朱元璋的評價再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成了一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英明形象。這也使得明代朱元璋的形象，在演變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有趣的歷史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