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學生陸澄問心學大師王陽明：“聖人能應變無窮，莫非事先研究謀劃過。”
王陽明先生說：“聖人哪有精力顧及許多?聖人的心猶如明鏡，正是由於這個明，使它感而必應，無物不照。過去所照物影已不復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預先具備。若如後人所說的那樣，聖人對什麼都事先研究過了，這與聖人的學說大相背離了。”
“周公旦制禮作樂惠及天下，是聖人所能做到的，爲什麼堯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呢?孔子修訂六經教育萬世，也是聖人所能做到的，爲什麼周公不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呢?可見，所謂聖人的光輝事業，乃是碰到特定的歷史條件纔有的。只怕鏡子不明亮，不怕有物不能照。學者研究時事變化，與鏡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學者須有一個‘明’的功夫。對於學者來說，不怕不能窮究事物的變化，只怕己心不能明。”
《商君書•更法第一》中，秦孝公與大臣商討變法時，商鞅針對甘龍、杜摯主張法古，反對變法的言論而闡發一番議論說：“上代人治理方法有異同，要後代人效法哪個?各代帝王的禮制也不一樣，要後代人遵循哪個?伏羲、神農時代只教育不誅殺，黃帝、堯、舜時代只誅殺而不譴責。到了文王、武王時代，各自都是依據當時的形勢而立法，根據實際需要去制定禮儀。……治理天下不是一種方法，有利於國家就不必仿效古人。”商鞅反對用死人去約束活人，強調應變和變革。聖人的應變建立在“察時、明德”上，這個“明”和“察”的工夫，正是“聖算”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