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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叛亂，這場持續長達八年的內亂，不僅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導致唐王朝滅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藩鎮之禍也是由此而始。那麼，“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爲什麼會在唐玄宗時期爆發呢?
根源問題：行政區劃的弊端，府兵制的逐步崩潰
“安史之亂”雖然爆發於唐玄宗執政時期，但其實禍亂的根源在此之前已經早早埋下，只是當時唐王朝正值國力鼎盛時期，且這些弊端尚未真正爆發，因而影響並不算太大，但卻爲之後的一切埋下了伏筆。
1、行政區劃的弊端。唐朝初年，李唐延續了隋朝的行政區劃，實行“州-縣”二級制，然而爲了招降各路義軍和隋朝的地方勢力，導致官職需求不斷加大，結果使得“州”的管轄範圍越來越小，隋朝以來的行政區劃問題開始持續惡化。唐太宗雖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繼位後開始對“州”進行裁併，但到貞觀十三年(639年)時，全國上下一級行政區劃“州”仍然多達358個，而二級行政區劃“縣”則僅有1551個，這導致朝廷直接管轄的一級行政區實在太多，而每個州下轄五六個縣，轄區又實在太小。
爲了方便朝廷管理，唐太宗於是汲取了漢朝的監察區模式，同時爲了避免監察區再度演變爲行政區，從而迅速崛起脫離朝廷管控，再度上演漢末以來的亂世，因此按照交通線路將全國劃分爲10道(後增至15道)，由朝廷派遣監察官員不定期前往多事地區監察。如此一來，唐王朝的行政區劃便相對合理了很多。然而， 當監察官員從臨時派遣制度逐漸轉爲常職之後，監察區向行政區的轉化便再度開始出現，而這便是“安史之亂”的一大伏筆。
2、府兵制的崩潰。自北魏時期開始，朝廷爲了鼓勵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開始推行“均田制”，即朝廷將掌控的土地按人口數分給小農耕作，百姓向朝廷繳納賦稅，耕作一定年限後，部分土地歸百姓所有，另外部分則在其死後歸還給官府。而“府兵制”便是在“均田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兵制。
“均田制”下，由於朝廷掌控的自耕農數量極多，於是朝廷便組織這些自耕農在農閒時開展軍事訓練，戰爭爆發後則徵調其參軍作戰，這些平時爲農、戰時爲兵的農民，便被稱爲“府兵”。彼時，全國各地都設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這種制度歷經南北朝和隋朝發展，自唐太宗時期開始達到頂峯。然而，隨着唐朝中葉以後人口數量的增多，土地兼併情況的日益嚴重，府兵制的基礎“均田制”開始遭到破壞，這導致唐朝不得不從“府兵制”開始轉爲“募兵制”，兵制的崩潰則爲邊軍將領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以上兩點，雖不是“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卻是後唐太宗時期一系列政策改革，並最終於唐玄宗時期釀成“安史之亂”這場大禍的根源。
根本問題：唐玄宗時期的弊政，節度使權力的膨脹
說完了“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源，我們再來說說安史之亂爲何會在唐玄宗時期爆發，這與唐玄宗時期的一系列弊政，以及節度使權力的迅速膨脹，有着最爲直接的聯繫。
一、執政弊端
1、怠政嚴重，朝政混亂。一手締造“開元盛世”後，隨着唐王朝步入巔峯，天下承平日久，唐玄宗李隆基開始怠政享樂，此後隨着李林甫、楊國忠先後入主中樞，已經無心政事的唐玄宗，便任由李林甫大權獨握，閉塞言路，排斥賢才，導致朝綱混亂，各級官員貪腐嚴重。正是在這種環境之下，安祿山才得以通過賄賂各級官員而矇蔽中央朝廷，使得中央朝廷對其謀逆之心始終沒有察覺。
2、內部政爭，胡將崛起。俗話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唐朝雖然一直有任用胡將的傳統，但唐初對於胡將權力的限制仍然極爲嚴格，嚴格杜絕胡人將領獨掌兵權。然而，由於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以至於邊鎮將領權力日益膨脹，郭元振、張嘉貞、張說、蕭嵩、李適之等人皆以便將身份直接躋身宰相之列，之後因李林甫與李適之政爭激烈，擊敗李適之後，爲防止邊將再對自己的權力產生威脅，於是上書建議唐玄宗用胡人爲鎮守便將的節度使，且不再以漢臣予以牽制，這使得安祿山等胡人將領開始得以獨掌大權。
二、節度使的膨脹
1、軍權。由於唐朝疆域廣闊，而古代通訊又不便，因此爲了應對邊疆戰事，從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年)開始，唐朝逐漸在北方和西北邊境駐紮軍隊，而從唐睿宗景雲年間開始，節度使開始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爲了應對邊疆戰事，開始在邊境地區設立大規模的軍事重鎮，十大節度使就此形成，而到開元十年(722年)時，邊境的軍隊已經多達六十餘萬。而隨着府兵制的崩潰，從開元十一年(723年)開始，募兵制逐漸取代府兵制，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時，各鎮節度使以下軍隊基本全部變爲募兵，由於募兵制下士兵的身家性命和升遷全部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導致他們“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節度使至此開始充分掌握軍權。
2、財權。隨着邊境地區駐軍的增多，後勤供應難度開始越來越大，朝廷於是開始嘗試供應改革，最初採用的仍然是軍屯制度，即由各地駐軍開墾農田，一定程度上實現自給自足。最初，屯田剷除糧食仍然交由朝廷統一支配，但由於一來一回時間較長，對於兵貴神速的軍隊來說顯然太過致命，於是朝廷不得不將防區的財政權逐漸轉移給了各地駐軍將領。甚至爲了確保軍隊供應，連防區內食鹽資源的管理權都交給了地方軍隊。如此一來，邊境軍隊的確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各地節度使卻也將財政大權牢牢抓在了手中。
3、治權。自唐太宗時期設立監察區，風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撫使、存撫使、採訪處置使等監察官員本爲朝廷臨時派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到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時，各道的採訪史已經開始成爲常設官員，主要便是負責責監察本道刑獄和地方州縣官吏，處置使則有便宜從事的大權。爲了防止各地官員對軍事行動的掣肘，從天寶年間開始，唐玄宗又改由節度使兼領採訪使，例如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天寶年間的他除了充任范陽節度使外，還兼任着河北採訪使和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如此一來，節度使的確可以在轄區內做到如臂使指，軍事行動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轄區數州的治權卻也落到了節度使手中。
如上所述，到唐玄宗天寶年間，不僅朝政腐敗極爲嚴重，節度使也已經成爲了坐擁軍、政、財大權的一方軍閥，在中央朝廷持續混亂衰弱，而地方節度使卻又迅速崛起的情況下，“安史之亂”爆發在唐玄宗執政時期，也就不難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