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宋仁宗，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宋仁宗是一位在位時間很長，但是存在感很低的皇帝。”
這是《宋仁宗：共治時代》這本書楔子中，對宋仁宗的評價。
一部《清平樂》帶人們一睹了風起雲涌的大宋王朝，大家也被劇中輪番登場的“背誦默寫天團”所吸引。當然，也不能忽略這部劇的主角，大宋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
不過，要說我國曆史上有名的皇帝，你可能會想到秦皇漢武，也可能會想到唐宗宋祖，亦或是康熙乾隆，但估計很少有人會想到宋仁宗。
但不可忽視的是，宋仁宗主政時期，涌現了許多影響我國曆史進程的人。文學史上唐宋八大家中，六位宋朝的人都是在宋仁宗朝時期，登上舞臺的;在政治上，范仲淹、富弼、韓琦、呂夷簡、歐陽修、包拯……他們或活躍在仁宗朝，或在此時嶄露頭角。
那麼，爲何一個存在感不強的皇帝，他主政的時期卻能給後世帶來重要影響?這就是《宋仁宗》這本書中所論述的一個核心觀點：共治。
本書的作者是著名的宋史學者：吳鉤。他多年來一直研究宋朝的文化、歷史，著有《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等，曾獲CCTV“中國好書”獎。
本書是他所寫的第一部人物傳記。本書沿着時間脈絡，通過宋仁宗一生，向我們展示了他與士大夫的共治時代。
宋仁宗朝何以形成共治?
說到宋朝的君主，尤其是把宋朝和之前的唐朝進行對比分析時，很多人很容易看到相權被分割，從而推出皇帝更爲集權的結論。
但實際上，在相權被分割的同時，宋朝的文官隊伍，尤其是可以對君權形成制約的士大夫隊伍，實則是擴大了。
宋朝的中央政府在皇帝之下，分工更爲細緻。有負責財政的三司，有負責行政的政事堂，有負責軍事的樞密院，還有負責監察的臺諫。龐大的官員隊伍，對於皇帝來說，是一種制衡。
這種制衡，在宋仁宗朝時期形成了特點鮮明的共治。所謂共治，就是指仁宗皇帝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的格局。
宋仁宗時期，臺諫制度較之前有了很大的發展，無論是機構設置還是人員選拔，都有了很大變化。雖然說，臺諫是對相權的一種制衡，但是在實際發揮作用的過程中，臺諫是仁宗共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無論是仁宗廢后、迎娶新後、立皇嗣，還是與西夏的軍事戰爭、慶曆新政、嘉祐之治，臺諫的功能都不能忽視。
另一方面，共治需要強大的士大夫團隊做支撐。宋朝科舉制度的發展，爲朝廷提供了大量官員。其中，以仁宗嘉祐二年的科舉最值得說道。
這一年經歷多次貶謫的歐陽修，重返朝廷，成爲了貢舉考官。
對於那時文壇上，流行已久的“太學體”文風，歐陽修非常看不慣。這種文風，注重華麗的辭藻，但內容卻非常空洞。於是，歐陽修作爲考官，給“太學體”文風打了很低的分，也正是因爲歐陽修的極力倡導，科舉上的文風才得以轉變。
可能有人會問，皇帝不都是大權在手的嗎?爲什麼到了宋仁宗這裏，卻可以形成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呢?
這裏就不得不說宋朝開國以來所推崇的“祖宗之法”以及所形成的以文治國傳統了。
宋太祖立國之初，提出了三條了戒律。其中一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在太祖、太宗兩朝不斷完善後，形成了祖宗之法不可廢的傳統。這就要求君主要廣開言路，同時也給了士大夫們更多的施展空間。
另外，經歷了五代的戰亂後，宋代從建立之初就確定了 “以文官治天下”的策略。無論是科舉制在宋朝的發展，還是社會上對文人的重視，都提升了士大夫階層的社會地位，他們也愈發成爲政壇上堅實的力量。
共治不錯，但弊端也有
在本書中，作者不吝嗇對宋仁宗共治模式的稱讚，尤其是後來的宋人在評價仁宗的朝政時，很多都給出了積極的評價。比如宋哲宗的給事中範祖禹提出了“專法仁宗”的說法，並表示“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爲，海內宴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不過，作者也沒有迴避共治模式所存在的問題。仁宗共治的弊端，簡單來說可以概括爲兩個詞：低效與扯皮。
就效率來說，沒有什麼比軍事更講究效率了。然而，從寶元元年，西夏李元昊發難宋朝邊境，企圖自立，一直到康定二年，這4年時間裏圍繞着如何對付西夏，宋朝朝廷上的討論不曾終止。
康定二年宋朝與西夏交手的失敗，則徹底暴露了共治的低效。書中就寫到，“從宋真宗開始形成了一套集議制度，並在仁宗時期形成了定製，只要出臺決策，朝廷就會召集官員進行集議。”
這種方式雖然可以集思廣益，但也會延誤時機。在對待西夏戰事上，朝廷中主戰與主和的士大夫們，爭論不定，讓宋朝喪失了很多機會。
另外，由於宋朝非常重視文官隊伍，這一方面導致冗官，另一方面也會讓官員隊伍中，出現結派、扯皮的問題。宋朝從建立起，皇帝就非常害怕大權旁落，因此特別警惕官員們結成幫派。然而，在宋仁宗時期，不只一次在朝廷中出現“朋黨論”的聲音，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更是被“朋黨論”所影響，多次被貶謫。
草草終結的慶曆新政，恰恰表明，像仁宗這樣一位缺乏殺伐果斷的君主，在面對官員們的扯皮時，顯然無法當機立斷。
再論宋仁宗，是賢君還是窩囊廢?
明代萬曆年間內閣首輔朱國楨曾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我國古代上，廟號爲“仁”的皇帝並不多，宋仁宗就是其中一位。
宋仁宗趙禎給人留下了仁義、善良的形象。在他還是皇太子時，士大夫們就認爲，雖然他年幼卻少年老成，喜慍不形於色，“持謙秉禮”。
但是作爲一代君主，除了仁聖還需要有一定的魄力和果敢。在這一方面，宋仁宗差了不是一星半點。尤其是在嘉祐年間，不只一位大臣上書，希望他“簡出睿斷”。
不過，也得爲仁宗辯護幾句，不是他不想“睿斷”，而是有很多限制。一方面，他的性格決定了他難以殺伐果斷。另一方面，宋朝的制度設計讓君主很難獨斷專行。
事實上，每當仁宗“放飛自我”，繞過宰相做出一些決斷時，又會遭到大臣們的抗議。不知道仁宗在位時，是不是發出過“我太難了”的呼喊。
很多時候，當我們看歷史、評價古人時，很容易帶入現代人的眼光，甚至是站在一種“上帝視角”上去責備賢者。殊不知，對歷史的評價，離不開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就宋朝而言，這是個建立在五代混亂之上的朝代。對於宋朝的君主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避免自己成爲“第六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守成”是宋代皇帝的一個核心要務。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他們倡導“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當防範成爲主題時，就不可避免要面對一些“頑疾”。想要改革這些“頑疾”，如果皇帝本人很“中庸”，不能殺伐果敢，其結果可想而知。
宋仁宗親身經歷了慶曆新政的失敗，因此在晚年嘉祐之治時，反倒沒有了年輕時想要“幹一票”的心氣，而是選擇了垂拱而治。
他似乎在進退之中，找尋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本書中所說的“萬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