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不爲人知的另一面，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電視劇《清平樂》，爲我們展示了宋仁宗趙禎溫情脈脈的一面。但是看宋仁宗吃飯，我們也會產生一個疑問：他和妃嬪的主食，爲啥是饅頭烙餅而不是大米飯?
當然，這個饅頭是現在的說法，在宋朝叫炊餅，也就是潘金蓮蒸出來讓武大郎沿街叫賣的那種。宋朝的饅頭叫炊餅、包子叫饅頭，這只是稱呼的不同。但是我們翻閱宋朝史料就會發現，宋仁宗趙禎餐桌上的主食，還真應該是大米飯，因爲宋仁宗時期，正大力推廣國外引進的早熟水稻，而且產量頗豐。
我們細讀宋朝相關史料就會發現，這位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趙禎，除了勤儉仁愛，還有不爲人知的另一面：他當皇帝是本職工作，還有兩個兼職，分別叫做農學家和金融家。
是宋仁宗讓後人吃飽了大米飯，用上了鈔票。在《宋論》中，船山先生王夫之以批評的態度給了宋仁宗兩個稱號：早稻引進者和鈔票發明家。
宋仁宗駕崩，宋人大哭，遼人大哭，西夏人大哭，《清平樂》背後的哭聲，包含了複雜的感情，有人因此說：宋仁宗資敵養寇，每年輸送出的歲幣，鑄造了敵人的刀槍，他必須爲北宋滅亡承擔責任;也有說要沒有宋仁宗的休養生息，宋朝不等宋徽宗趙佶胡鬧，就已經崩盤了。
仁宗治國，確實有些寬仁過度，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這是性格使然。正所謂人無完人，如果拿顯微鏡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會挑出不少毛病。就是千古聖人孔夫子，也未必能抵擋住美女南子的誘惑。
元朝丞相脫脫這樣評價宋仁宗的寬仁：“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光着腳以示虔誠自責)立殿下。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看來脫脫也是精通四書五經的，這句“爲人君，止於仁”就是出自四書之首的《大學》第三章《傳》：“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度止於敬;爲人子，止知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君仁臣敬，仁宗朝做到了，翻遍二十四史，我們很難找到有哪一個時期比仁宗朝的名臣還多：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 、司馬光、 蘇軾、包拯……能夠被後人記住的名臣，有四十二人之多，以至於有人說北宋靈氣在仁宗朝已經被用光，所以後世只出奸臣不出能臣。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朝中多奸佞的前提，是龍椅上坐着昏君。
宋仁宗趙禎之仁，讀者諸君耳熟能詳，這裏不再贅述。咱們今天要說的是宋仁宗的另外一面，或者說他的兩個兼職：農學家和金融家。
王夫之先生在《宋論》中是這樣說的：“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
宋仁宗趙禎引進佔城早熟水稻，算不算進口，這個還真不好說：占城原本是漢朝的“日南郡”，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沒聽說過。但它確實是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的，當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隸屬交趾刺史(西漢設十三刺史部，交趾爲其中之一)，首任交趾刺史叫羅宏，交趾後來改稱交州，大漢最後一任刺史叫朱符(太尉朱儁之子)。
按照王夫之的說法，來自占城的早熟水稻，基本適合北宋全境種植：“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獲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
宋仁宗引進的占城水稻，躲過了早霜，也不怕旱澇，讓北宋大部分貧瘠耕地變成了豐產良田，也讓背誦百姓可以放開肚皮飽餐大米飯。
王夫之感到很遺憾：宋仁宗引進早熟水稻的萬世之功，簡直可以跟后稷媲美，應該享受后稷那樣的千秋祭祀，但是後世帝王卻把宋仁宗給忘了。
王夫之的原話是這樣的：“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其美，則后王之過也。”
宋仁宗引進早熟水稻的功績，跟袁老爺子研究雜交水稻差不多，都是讓人吃飽後再吃好：小米飯雖然更有營養，但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它還真不如大米飯好吃。筆者生活在北方，曾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大米飯。
天天吃小米飯，確實有點難以下嚥，以至於有人給小米飯取了一個外號，叫做“瞪眼扒”，也就是抻脖瞪眼才能勉強吃得下去。
現在大家都講養生，小米好像比大米還貴了(筆者不知道它們多少錢一斤)，但是在宋朝，能天天吃飽大米飯，絕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宋仁宗讓大宋百姓吃飽，還想着讓大家都有錢花，結果受到了王夫之的批評：“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
讀者諸君都知道，王夫之是明末之人，他討厭鈔票，還要怪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濫發“寶鈔”，所以王夫之以爲宋仁宗跟朱元璋一樣不靠譜：“有楮(楮樹皮能造紙，所以古人以楮代稱紙)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唯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僞。”
歸根結底，王夫之是認爲紙幣太容易造假，也容易因發行數量過大而引起通貨膨脹。
比較《明史》和《宋史》，我們就會發現王夫之批評的不是宋仁宗趙禎而是明朝歷代皇帝：“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十餘錢而尚不售……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
王夫之指責宋仁宗的“交子弊端”，其實都是朱元璋先生乾的好事，這一點我們在關於明朝的某本暢銷書中能找到記載。
宋仁宗駕崩，天下大哭，大哭者有大宋臣民，也有遼國和西夏百姓，連遼道宗耶律洪基(就是《天龍八部》裏蕭峯的義兄)，也用自我貶低的方式表示對宋仁宗的敬仰之情：“我要生在宋國，也只能給趙禎牽馬墜蹬站崗放哨，當一個殿前都虞侯。”
耶律洪基想當的大宋殿前都虞侯，還真不是一個小官，起碼他能跟高俅平起平坐：所謂殿帥，分別是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侍衛親軍步軍的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三三見九，合稱殿前九帥。
耶律洪基以一國之君的身份，如此自降身價，說明宋仁宗趙禎卻有值得尊敬之處。
但是後世史學家也有不同聲音，比如撰寫《中國曆朝通俗演義》的蔡東藩先生，就批評宋仁宗是“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英雄總被雨打風吹去，千秋功過，留與後人評說。宋仁宗是不是一代英主，這個有待讀者諸君最終評定，但是有兩件事我們不應該忘記：農學家趙禎引進的早熟水稻，讓很多人免成路邊餓殍，金融家趙禎推行交子，讓商品流通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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