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岳飛之死究其根本是什麼原因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岳飛之死，源於他與統治階級的利益背道而馳。
政治智慧、明哲保身、中庸之道，這些字眼在我們的文化中，貌似是聰明、機智的代名詞;反之，那些無視潛規則，曾經、或者嘗試違背大多數人意願的人，即使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性，但在當時，他往往會被視爲特立獨行的另類，甚至被冠以“缺乏政治智慧”之類的帽子，飽受打擊、拆臺乃至人道毀滅。
最典型的就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岳飛，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嘲笑他政治水平低下、只知做事卻不識大體，風波亭之死是他咎由自取。
對於生成這種邏輯的氛圍，柏楊先生曾給出過一個辛辣的描繪：醬缸文化。在他看來，任何文化都像一條大河，一旦時間過久，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後，那些負面陰暗的東西就開始沉澱在河底，久而久之，“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身處在這樣一個大醬缸中，人們會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氣，沒有是非曲直，沒有對錯黑白，萬事只看是否對自己有利，逐漸變得自私、猜忌，互相傾軋、絕不合作。
這些觀點也許有些偏激，但用來形容岳飛的境遇最合適不過。岳飛之所以被殺，是這種醬缸文化的生動體現。有點觀點認爲，是他“直搗黃龍、迎回二聖”的雄心壯志，無視現成的皇帝宋高宗，才招來了殺身之禍。然而實際上並不是這麼簡單，岳飛違背的不是皇帝一個人的意願，而是當時統治階層整體訴求的壓力。
宋朝與之前的大一統王朝有個最明顯的區別：
秦漢、隋唐建立後，被君臣們視爲當務之急的，無一例外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打壓外敵，被中原王朝視作鞏固統治統治的基本前提。西漢立國之初雖力量有限，但仍在忍辱負重數十年後奮起反擊，通過上百年的鏖戰徹底擊潰了敵人。因此，匈奴、突厥雖一度空前強大，但“不幸”面臨了秦漢、隋唐，最終灰溜溜的敗下陣來，一部分融入中原、一部分被迫遷徙。
宋朝建立之初，也曾進行過這方面的嘗試，但在受挫後不得不通過澶淵之盟達成了暫時的和平。這與西漢初年的白登之圍、唐朝初期的便橋之盟頗有幾分相似。
但相似的開頭，不代表相同的結局。
漢唐的委曲求全，是爲了積攢力量，將來百倍奉還給敵人;其後漢唐君臣勵精圖治，文治武功齊頭並進，在強盛的國力、軍力的支持下，漢朝讓匈奴人哀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唐朝一戰滅敵國，曾經不可一世的東突厥頡利可汗被活捉帶到長安、數年後鬱鬱而終。
當然，戰爭不是目的，而是拓寬政權生存空間、維護中原文明體系、明確藩屬地位的必要手段。
而宋朝則走向了另一條路。在以繳納歲幣、結爲兄弟之國爲代價換來和平後，宋朝統治者爲了避免重蹈前代軍閥割據的覆轍，推行了重文輕武、重內輕外的基本國策，“與士大夫共天下”，中原的經濟和秩序確實是逐漸恢復了，但尚武的精神、強大的軍力也隨之被棄。
不過因此就說宋朝皇帝沒有進取心，那是不公平的。宋神宗在位時，曾經立志振興中原，收付燕雲十六州失地，一洗祖宗的前恥，因此他不惜力排衆議，啓用了王安石推行一攬子強國強軍變法。
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強軍就會帶來權力分給軍人，結果就是唱反調的比辦事的多，改革變成了四不像。永樂之役，20多萬宋軍灰飛煙滅，宋神宗臨朝痛哭，幾乎等同宣告了變法的失敗。幾年後，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繼去世，北宋的命運幾乎被註定。
而到了岳飛的時代，南宋君臣在金軍鐵騎的驅趕下，惶惶不可終日般逃到江南;而在敵人的咄咄進逼之下，宋軍幾乎連續失敗了十餘年，偏安一隅看起來都似乎成了奢望。直至在一衆武將以及軍民的拼死抵抗下，陸續取得了劉錡順昌大捷、牛皋京西之勝、岳飛郾城大捷等一些列難得的勝利後，金軍遭受重大挫折，佔據中原的信心一度被動搖，“虜人經此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
用我們如今事後諸葛亮的視角來看，若當時南宋上下一心，趁着金軍立足未穩、統治未定，圍繞着收復中原的目標而努力，岳飛的豪言並非觸不可及。
但是，打仗就意味着源源不斷的花錢，掌握着經濟命脈的地主階級們自然不願意割自己的肉;朝廷圍繞着戰爭運轉，意味着軍人們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會空前提高，改變以往文官們在朝廷呼風喚雨的格局;如果收復了中原，重建工作又將需要一大批真金白銀的花費，這筆錢誰出?
與其壓上老本，冒着權利被分割的風險，不如維持現狀，保證現有的利益。掌握着南宋話語權的文官們，作爲地主階級的代言人，默契的支持宋高宗偏安一隅。而岳飛等人的勝利，則成了用來談判的砝碼。
因此，岳飛之所以被殺，不是因爲他沒有政治智慧，關鍵在於他的民族心、愛國心，在致力於維持現狀、保證利益的士大夫階層看來，是破壞和諧局面的害羣之馬。因此，聯手做掉他就成了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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