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西漢名士晁錯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漢景帝即位後，深受信任的晁錯很快被任命爲御史大夫，開始全力推行他的改革主張。他從“削藩”入手，“更令三十章”，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法規。他首先拿漢王朝最大的禍患———吳國開刀，削掉了吳的會稽郡和豫章郡;之後，又把矛頭指向其他諸侯國：楚王戊在太后服喪期間被削去其江海郡、薛郡，膠西王因賣爵犯奸被削去六縣，趙王遂也因過被削去常山郡。此舉一出，便引起了各諸侯國的恐慌，終於在景帝前三年春爆發了以“誅晁錯”爲旗號的“七國之亂”。
漢景帝誤判當時的形勢，將晁錯腰斬，致使晁錯在改革尚未全面鋪開之時就被屈殺、抱恨而終。“削藩”成了“七國之亂”的導火線，同時也給晁錯招來了殺身之禍。傳統觀點認爲，“七國之亂”爆發後，景帝爲使吳楚等國沒有反叛的藉口而腰斬了晁錯。此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全面。晁錯被殺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無視三公九卿制度，與滿朝文武形成尖銳的矛盾;晁錯提出的削藩策，違背了祖制，客觀上離間了劉氏宗親;吳楚興兵後，晁錯未能提出有效的平叛方案，反而趁機攻擊政敵。
一、晁錯與衆大臣之間矛盾深刻
《史記》和《漢書》的《晁錯傳》中都說晁錯“峭直刻深”，就是嚴厲、剛直和苛刻，這說明晁錯性格耿直、不圓滑。這一點從晁錯與朝廷大臣的關係上便可略見一斑。《史記·晁錯傳》中記載：文帝時，晁錯“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晁錯受到時爲太子的景帝的欣賞，卻與袁盎和其他大臣們並不和睦。景帝即位後，晁錯被任命爲內史，“數請間言事”，經常單獨跟景帝闡述自己的主張，而景帝對晁錯非常信任，對他的建議也多是言聽計從。受到皇帝寵幸的晁錯一點都不低調，張揚地實施自己的變法主張，“法令多所更定”。
晁錯的貴幸和張揚更加引起大臣們的嫉恨。晁錯提出更改法令時，當時的丞相申屠嘉不同意，但是景帝沒有接受申屠嘉的意見，申屠嘉“疾錯”。後來申屠嘉以晁錯的一個小過錯劾奏景帝，要求把晁錯“下廷尉誅”，景帝沒有接受劾奏，申屠嘉氣得“嘔血而死”。申屠嘉死後，“錯以此愈貴”。晁錯的愈發貴幸，也引起了更多大臣們的嫉恨。袁盎向景帝建議殺晁錯以平息叛亂時，景帝並沒有立即同意。但後來，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和廷尉張歐聯名劾奏晁錯讓景帝親征而自己留守京師，是“大逆無道”，應該“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當棄世”。這次景帝在奏章後批覆了“可”字，表示同意。從袁盎、申屠嘉、陶青、陳嘉、張歐等人對晁錯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晁錯處事的剛硬、冷峻和不圓滑。
二、晁錯提出的削藩策違背祖制
申屠嘉去世後，晁錯爲御史大夫，擬施行削藩之策，這在當時被認爲是違背祖制之舉，不僅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對，諸侯亦反響強烈，並直接導致七國起兵。因此晁錯被推向了風口浪尖。劉邦定都關中之後，其頭等大事就是在制度設計上要確保漢家天下的長治久安，他認爲，秦未實行分封制是導致其速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立郡縣的同時大封同姓王：“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與此同時，劉邦亦積極防範諸侯王反叛，以確保政權的穩固。
晁錯曾經向文帝建議削藩，且方式激進，文帝未採納。景帝即位後，晁錯再次建言削藩，並認爲宜儘快施行：“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景帝於是召集宗室公卿商議，衆公卿“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儘管竇嬰激烈反對，但晁錯在景帝的支持下，仍強推削藩政令。吳王於是趁機聯合其他諸侯王，雲：“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擊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晁錯的削藩策不僅遭到諸侯王的反對，其父也認爲不妥，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可見祖宗之法已深入人心，而晁錯卻強推削藩策，吳楚等國因此發動了叛亂。
三、晁錯應對叛亂不力
吳王反叛後，其他諸侯王亦迅速響應：“膠西正月丙午誅漢使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東南各民族也參與反叛的行列，一時形勢十分危急。消息傳到京城後，晁錯卻竭力排除異己：“吳楚反，聞，晁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猶與未決。”袁盎得知此事，便與竇嬰商議，向景帝進言斬殺晁錯。司馬遷認爲，晁錯在關鍵時候應對不當，即“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
景帝即“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然而“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景帝希望依靠衆大臣平叛，必須先取得衆大臣們的支持，故採納了竇嬰建議，詔見袁盎。《漢書》雲：“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
袁盎覲見前，晁錯與景帝商議調配兵糧，並建議“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蘇軾認爲：“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蘇軾沒有看到晁錯並無領軍的能力，更無法指揮文臣武將，但蘇軾看到了晁錯的不當之處，即“欲自固其身”，使“天子不悅”。叛亂髮生後，景帝希望依靠竇嬰等大臣領兵平叛，而晁錯卻將景帝推上前線，自己則居守關中指揮，這實際上是在讓天子冒險。此外，此時晁錯已與其他大臣水火不容，卻仍坐鎮後方，無異於自掘墳墓。由此可見，晁錯根本沒有平叛的周密計劃，更無平叛的實際能力。景帝已意識到，不誅殺晁錯勢難平息衆怒，故發出了“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的感嘆。景帝決定殺掉晁錯，即使七國未能就此罷兵，至少也會失去反叛的正當理由。同時可以重新取得袁盎、竇嬰等大臣的信任。實際上，袁盎的計策也是竇嬰、周亞夫等人的意願。
四、成也景帝，敗也景帝
作爲“削藩”改革總導演的漢景帝在關鍵時刻改革立場的動搖是改革失敗、晁錯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史載，景帝爲太子時，晁錯擔任太子家令，號稱“智囊”，爲景帝順利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馬功勞，被景帝尊爲老師。在晁錯改革思想的影響下，景帝即位之初也很想有一番作爲，不想當守成皇帝，要做開拓君王。因此，他一即位就馬上任命晁錯爲內史，旋即提升爲御史大夫，對晁錯信任有加、言聽計從，“錯數請間言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但是，漢景帝實在是一個穩健、膽小、優柔寡斷、毫無主見而又薄情寡義的皇帝。當削藩的導火線直接引發了“七國之亂”、直接威脅到皇權的穩固時，漢景帝六神無主、手忙腳亂，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聽信讒言，完全動搖了支持晁錯改革的信念，直至徹底拋棄晁錯，企圖與諸侯妥協。當晁錯的政敵袁盎進讒言“誅晁錯”時，景帝無可奈何地講:“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意思是，且看真實情況如何吧，假如諸侯反叛只是要誅殺晁錯就可罷兵，那麼我爲了向天下謝罪決不吝惜一個晁錯!從中可以看出，晁錯實已成了景帝向諸侯妥協的替罪羊。什麼師生之情、君臣之義，對於其皇位來講又何足道哉!
事實上，七國的反叛蓄謀已久，“誅晁錯”只是藉口而已，輕信袁盎的謊話實在是幼稚之極!事後景帝向參加平定“七國之亂”的鄧公詢問誅殺晁錯後叛國的反應時，鄧公對漢景帝講了如下一段話:“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漢景帝至此才幡然悔悟，“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但爲時晚矣!假如漢景帝立場堅定地支持晁錯放手改革下去，也許會徹底改寫漢代的歷史，使漢景帝提前成爲開拓型皇帝，擁有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可惜的是，深受“無爲”思想束縛的漢景帝到底不是漢武帝!
綜上所述，景帝誅殺晁錯，既有使吳楚失去反叛藉口的用意，同時還有其深層原因。晁錯無視三公九卿制度，引起了朝中大臣的集體反對;其削藩策，儘管有利於國家，但其方式方法不當，急躁冒進，不切實際，進而使吳楚等國有了反叛的理由;當吳楚等國發動叛亂之後，晁錯又始終未能提出有效的應對之策，更引起朝臣的不滿;漢景帝在關鍵時刻立場動搖。總之，一切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在晁錯身上，所以斬殺晁錯，似已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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