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趙禎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宋朝的歷史中，與周邊國家的紛爭一直讓統治者頭疼不已，無論是西北邊不時出來搗個亂的党項，還是北方的心腹大患契丹，都是宋朝想要解決卻沒能騰出手來解決的問題。趙匡胤強硬的統治手段和趙光義接連的北伐，都以失敗告終，損兵折將。而看似軟弱、保守的宋真宗，卻成功的與契丹、党項達成了和議，使北宋在之後的百餘年裏，再沒有爆發出大規模的戰爭，進而開創了宋朝唯一的一個盛世。
他的繼任者宋仁宗，一貫秉持“佛系”的治國態度，在位42年，意外的是，他的逝世引發了京師的震動，商家罷市，學生罷學，就連乞丐和孩童也爲他痛哭，開封府的老百姓自發披着白麻，擠到宮門前爲宋仁宗燒紙錢。就連剽悍的契丹君主得知宋仁宗逝世的消息，也抓住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還在契丹境內爲宋仁宗設立了衣冠。
宋真宗到底做了什麼，爲宋朝換來了百年的和平?而宋仁宗又有何過人之處?成爲了宋朝最受歡迎的皇帝。今天這篇文章會幫你解開這些謎團。
一、宋真宗趙恆的兩次妥協。
趙光義在雍熙北伐和靈武城之戰中，賠光了宋朝近三十萬精銳部隊，因戰爭而死的百姓不計其數，國內經濟凋敝，幾乎退回到宋朝建國之初的水平。這時趙光義突然病逝，宋真宗趙恆繼位。
新君登基，要解決的問題多不勝數，可麻煩還在接二連三的出現，先是四川發生了叛亂，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才勉強平叛成功，緊接着黃河又決了口，淹沒了整個江北平原。正在朝廷用人之際，宰相呂端和大將張永德又相繼去世，一文一武的臺柱子都斷了，朝堂亂成了一鍋粥。一邊平叛，一邊治河，一邊選人，還得時刻提防着北邊的契丹，這就是宋真宗趙恆不得不面對的爛攤子。
正在趙恆頭疼的時候，西北的党項向宋朝送來了求和的文書，而朝堂上衆說紛紜，“主戰”跟“主和”兩派意見不一，吵成一團。聽到這裏你可能會覺得奇怪，明明党項都來求和了，爲什麼不順水推舟答應下來呢?主要因爲當時，只有平等的政體纔有談和資格，党項當時名義上還是宋朝的藩屬國，它是沒有資格跟宋朝談和的，宗主國和附屬國之間只有投降和受降。要知道，在不久前的趙光義時代，無論戰局如何，党項都只有謝罪稱臣的份兒，而且還得主動改名換姓以示對宋朝宗主國地位的認可，比如當時的党項首領李繼遷，就有個漢名叫趙保吉。但趙恆登基後，党項居然直接遣人來求和，這相當於是對宋朝宗主國地位的否認，更是對趙恆的挑釁。
但是趙恆的反應非常平靜，他不僅同意了党項的求和，而且給予的條件無比優厚，不僅承認了党項佔據夏州、銀州的合法性，而且把定難五州中其餘的三州也賜給了党項，正式封李繼遷爲定難節度使。這意味着，趙匡胤和趙光義兩朝所有的努力全部作廢，党項恢復了祖先時期對定難五州的所有權。
看到這裏，你可能會覺得趙恆不是傻就是慫，這麼輕易就放棄了兩朝君主無數場戰役才爭取到的領土，他難道不知道作爲皇帝必須寸土必爭，才能守住疆土振奮人心嗎?
別急，在罵他懦弱無能之前，先來看看趙恆爲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定難五州位於河套平原的中部，它與宋朝西北方的疆界還有一定的距離，從宋朝的疆界到定難五州，中間全都是沙漠，也是党項騎兵活躍的地盤。定難五州雖然是党項的發家之處，但對於宋朝來講卻是雞肋，即便攻佔了定難五州也沒有什麼用途，不僅要面臨党項騎兵隔三岔五的騷擾，還要在邊境囤重兵以備萬一，正所謂攻城容易守城難，佔據定難五州，不過是幾城之得，可爲了守住它需要的開銷，卻是個無底洞。趙光義在党項的一場大敗，已經丟掉了五城中的兩城，也使剩下的三城更加難守。更何況宋朝當時還有黃河要治，四川叛亂要平，還要讓僅剩的軍隊休養生息以對抗契丹。因此，趙恆不是傻，也不是無能，放棄定難五州，只是他在當時的國情下，不得不做出的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這是趙恆做出的第一個妥協，好不容易纔擺平了党項，北方的契丹又開始往邊境屯兵，宋朝反應迅速，也在北方定州一線，佈置下整整十五萬的大軍以對抗契丹。1004年，契丹皇帝和太后親征，繞過了宋朝在定州的重兵，直接殺到了黃河北岸的澶州城下，這是什麼概念呢?澶州城與開封之間只隔了一條黃河，戰局開在了自家門口，大臣們更是吵成了一鍋粥，主戰派要求趙恆親征以振士氣，主和派已經打起了向南方逃跑的主意，最終以寇準爲首的主戰派勝利了，宋真宗趙恆親征至澶州城，宋軍士氣大振，擋住了契丹軍隊多次攻城衝擊。
讓我們來看看這場戰爭中宋朝與契丹的兵力對比。契丹方面的主力約三十萬人，宋朝的主力約十萬人，北方邊境還有十萬的邊防軍正在趕來支援，宋朝方面派出了老將李繼隆和石保吉負責排兵佈陣，而契丹軍隊的主心骨蕭撻凜卻已中箭身亡。契丹深入宋朝境內，後勤補給是一筆巨大的開支，依託黃河天險和堅固的澶州城，契丹騎兵無法再往前推進一步，而宋朝的軍隊也無力打垮契丹騎兵，兩軍一度陷入了僵局。
這時，契丹向宋朝提出和議，趙恆派大臣曹利用赴契丹大營談判，經過反覆的討價還價，終於在1005年達成了和議，兩國約定結爲兄弟國，宋真宗趙恆年紀更大於是成了哥哥，契丹皇帝耶律隆緒爲弟。其次，宋朝每年還要向契丹提供“軍旅贊助費”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兩國在邊境設立貿易集市，契丹人不能硬搶，宋朝人也不能欺詐，做到公平交易。這三條協議，在歷史上被稱爲“澶淵之盟”。
你看到這個和議的內容，可能立刻會想到清末時期朝廷簽署的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同樣是賠款，同樣是開放通商，除了割地之外，好像跟那些條約並沒有什麼兩樣。但其實，宋朝並沒有在這場和談中吃虧。爲什麼這麼說呢?宋朝跟契丹作戰，每年軍費是五千萬兩，還不包括人員傷亡，而“澶淵之盟”中的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對宋朝來講根本算不了什麼，就僅僅是在貿易集市上的利潤，也這個數字的兩倍多。其次，宋朝和契丹結束了戰事，也可以避免長年重兵戍邊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沒有了財政壓力，纔可以給百姓減輕賦稅，與民休息。
這就是宋真宗趙恆的第二次妥協。至此，他終於哄走了党項，跟契丹結成了兄弟國，北方一線近百年沒有再起過戰爭。這一和平的局面對宋朝的發展至關重要，短短20餘年，宋朝整個國家戶口增加了417萬戶，財富增加了近68倍，這個財富值相當於唐朝貞觀二十三年總量的4倍，甚至是清朝乾隆時期的3倍。趙恆也因此開創了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唯一的一個盛世，史稱“鹹平之治”。
二、宋仁宗趙楨的無爲之治
1022年，趙真宗趙恆去世，兒子趙禎繼位，史稱宋仁宗。相比起宋朝的前三位皇帝，趙匡胤開疆，趙光義擴土，趙恆雖然戰鬥能力較弱，政績倒也還可圈可點，但宋仁宗趙禎顯得非常平庸，既沒有什麼才華和謀略，也沒有軍功，他在歷史上的評價之所以那麼高，其實主要是因爲廟號裏的那個“仁”字，也就是脾氣好。
宋仁宗趙禎的脾氣好到什麼程度呢?當時包拯擔任監察御史，上朝時屢次犯顏直諫，甚至連唾沫星子都飛濺到趙禎臉上，但趙禎並沒有怪罪，而是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認真聽取包拯的諫言。有一次，包拯想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但張堯佐是趙禎寵妃的伯父，政績上也沒有大過錯，趙禎只得把他降爲節度使。可就是這樣，包拯還不滿意，他帶着七名言官闖進朝堂跟趙禎理論，放到其他朝代擅闖朝堂可是殺頭之罪，即便是在言論寬鬆的宋朝，也難逃貶官外放的命運，可趙禎不僅沒有懲罰他們，還聽從了包拯的意見，收回了對張堯佐的認命。
還有一件事，趙禎繼位時年僅十三歲無法親政，太后劉娥垂簾聽政。當時有位叫程琳的臣子爲了巴結劉太后，竟向她獻《武后臨朝圖》，暗示她效仿唐朝武則天，廢除少年天子，取而代之，劉太后認爲這有負祖宗，嚴詞拒絕了。趙禎親政後，有人用這件事彈劾程琳，但趙禎卻只是一笑了之，他認爲程琳有才華，能做大事，不僅沒有記恨程琳，反而連連提拔他，使程琳一路做到了三司使、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顯赫一時。
宋仁宗趙禎的“仁”不僅給了大臣，也福澤了宋朝的士子和百姓。他規定，科考時如果考生對試題有疑問，或是對自己的學問拿不準，都可以去請教主考官，一改之前考生只能悶在小屋子裏答題的拘謹。
對百姓，他積極扶持商業發展，全面取消了自唐朝時就有的宵禁，讓宋朝的夜市繁榮一時，夜市裏不僅有開封當地的商戶，甚至還有來自契丹、吐蕃、回鶻等周邊國家的商販，熱鬧程度堪比今天的國際美食節。另外，在其他封建朝代，全國的建築物都非常低，不準超過皇宮的高度，但在宋仁宗時卻沒有這項規定，開封城裏有家酒樓叫做“樊樓”，臨近皇城的東華門，高五層，比皇城還要醒目，它並沒有官營背景，但卻有國家特許的釀酒權，每天晚上熱鬧非凡，成了當時開封府一道有名的景觀。
因爲宋仁宗的寬容，他在位的42年中，北宋的朝堂出現了無數的名臣大將，包括我們熟悉的范仲淹、包拯、種世衡，文學方面也百花齊放，有柳永、晏殊、歐陽修、黃庭堅、程顥。就連一直不受重視的科學技術方面，也有畢昇、沈括、王惟一等能人出現。後來活躍在宋神宗、宋哲宗及宋徽宗前期的許多名臣，如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等一大批人才，也都是仁宗一朝養育而成的。因此歷史上有個說法，叫做：“仁宗養士三代受益”。
看到這裏，你或許會有疑問，如果皇帝真的什麼都不管，朝堂上又有那麼多大V，每個人都各抒己見，豈不是要吵翻天了。其實，宋仁宗趙禎對臣子始終是寬鬆但不失控的，他尊重每個臣子的建議和看法，但一旦朝中顯現拉幫結派的態勢，影響到國政大事，他就會立刻出手。比如在范仲淹推行新政的過程中，他一開始只是觀望，任朝中分成支持和反對兩派每天都吵個不停，但一旦確認了新政存在的問題，他就默許朝中的反對派將范仲淹等人彈劾下臺，從始至終自己都隱藏在幕後，始終不明確表露態度。
終仁宗一朝，趙禎從未在朝堂上公開讚揚或是貶斥任何一位臣子，這看起來並不起眼，卻是避免黨爭、保持穩定的關鍵。 身爲皇帝，自己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支持誰、反對誰，都不應該讓臣子發現，一旦被臣子知道了，就會有人來迎合，在政治上投機取巧，借皇上的手打壓政敵，在物資上搜刮百姓討好皇帝。如果皇帝的態度不偏不倚，臣子們自然就沒了爭權奪利的心思，剩下的爭執只是觀點的碰撞，並不會危害到國家利益。
這就是宋仁宗的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同時卻牢牢把控着剎車的開關，因此，仁宗年間有四真之說：富弼是真宰相，歐陽修是真學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璦是真先生。宰相有權而不濫用，翰林學士身爲參謀盡職盡責，御史清廉能幹，而胡璦獨創的集經義和實務於一體的湖學，被定爲“太學法”推行全國。官員不謀私則百姓得利，因此仁宗一朝可以說是真正做到了與民休息，這也是宋仁宗趙禎逝世之後，百姓紛紛自發哀悼的原因，他給了子民一個最繁華的時光，真正滿足了百姓的願望：不折騰。
三、文官武將共同的努力。
任何一個朝代的昌盛，都離不開文臣和武將們的努力，我在這裏選取了真宗、仁宗期間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名臣，來看看他們都有什麼作爲。
首先，我們來看看真宗時期的寇準。
1004年，北宋和契丹的戰爭剛剛開始時，朝堂上大多數臣子都很悲觀，趙光義三十萬兵敗的陰影讓他們從心底怕了契丹鐵騎，契丹一路南下，宋朝幾乎是屢戰屢敗。以王欽若爲首的主和派主張讓真宗南遷以躲避遼國的入侵，而趙恆本來就沒有什麼軍事經驗，看到契丹騎兵來勢洶洶更是惶恐不安。這時，只有寇準一個人站了出來，不僅痛罵了朝堂中主張遷都的大臣，還針對當時惡劣的戰況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解決方法：一方面調兵遣將，使朝廷派出的每路兵馬能夠互相接應;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敵後，偷襲契丹軍營和糧道，打亂契丹的軍事部署，延緩契丹騎兵南下的步伐。
當契丹打到澶州城下，他更是極力督促宋真宗趙恆親征，到達澶州城下後，真宗不敢過河，只想駐紮在南岸的一座小城裏，又遭到了寇準的堅決反對，爲了讓真宗徹底打消逃跑的念頭，寇準令禁軍指揮使高瓊及手下的禁軍衛士直接把真宗的御輦擡了起來，直奔北岸戰場。前線的將士看到真宗士氣大振，成功抵禦住契丹騎兵多次的攻城。
如果沒有寇準的堅持和他的軍事才能，宋真宗可能早就已經遷都南下，而軍心會隨着皇帝的逃跑而潰散，根本沒有與契丹議和的資格，“靖康之恥”可能會提前上演，而北宋的壽命也會大大縮減。
其次，我們要說的是仁宗時期的范仲淹。
對於范仲淹這個名字，你一定非常熟悉了，他之所以能成爲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可不僅是因爲那句膾炙人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還靠的是他顯赫的軍功和政績。
1038年，党項正式改國號爲西夏，爲了敘述方便，我們在本文中還將繼續沿用党項這一稱呼。1041年，党項率兵東下入侵宋朝，宋軍大敗，范仲淹以文臣身份臨危受命，在西北邊防前線帶兵對抗党項。范仲淹到任後並沒有一味蠻幹，而是分析了北宋與黨項的國情後，確定了針對党項的全面戰略：以守爲主，憑藉北宋巨大的經濟實力消耗党項國力，逐步反攻。
范仲淹採納武將種世衡的建議，封堵北宋和党項的邊境，以城寨相連，相互聯繫，形成一條嚴密的封鎖線。還從當地獵戶中挑選身強力壯之人，裁掉內地老弱冗兵，最終選出一萬八千人，成爲邊防軍主力。1042年党項來犯時，發現宋軍已形成了一套堅固的邊防體系，党項騎兵在城門外叫陣幾次都無功而返。1044年，雙方最終達成和議，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價贏得了最終的勝利。
范仲淹的高明，就在於他從開始就理解了宋朝軍政事務的精髓，所謂“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具體起來就是修寨，這個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國內，只要推廣向前，就變成了移動的長城，一點點向党項的境內擴建，每建一處，就形成了攻防一體的戰鬥體系，一點點蠶食掉了党項的國土。他以文臣之身，牽制了西北線十餘萬的党項騎兵。當時流傳一首歌謠說："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這裏的範就是范仲淹。
此外，范仲淹還發起了第一次對宋朝制度的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指出了宋朝目前面臨的十餘個重要問題，如官員的升遷不夠透明，以及軍隊改革等、新政推行了一年多，雖然以失敗告終，卻給後世皇帝和朝堂敲響了警鐘，後來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也參照了慶曆新政中的一些想法和措施。
說了兩位文官，最後讓我們來看一位武將，宋仁宗時期的種世衡。
種世衡是范仲淹總領西北軍務時期一手提拔的武將。當時北宋在西部與西夏交戰，西部地區無險可守，而以步兵爲主的宋朝軍隊機動性不足，在開闊的地帶野戰往往不是党項騎兵的對手，種世衡發現了這一點後上奏朝廷，希望重建邊境廢棄的寬州城用來抵擋党項騎兵，得到許可後，種世衡一邊戰鬥一邊築城，鑿地一百五十尺，卻碰到石頭，工人認爲石頭無法鑿穿，而沒有水源的城，根本不具備防守能力。種世衡沒有放棄，而是告訴工人挖出一簸箕碎石付酬一百錢，就這樣，三天之後終於得到了泉水，這座城被命名爲青澗城，成爲宋軍在西北阻擊党項的重要據點。
此外，種世衡還積極收編周邊的羌人，創立了戰鬥力極強的種家軍，並巧施離間計，除去党項皇帝李元昊的兩位心腹大將，党項接連吃了幾場敗仗，好幾年都不敢靠近種世衡負責的防區。
總結
首先，我們說了宋真宗趙恆的兩次妥協，一是將定難五州歸還了党項，二是與契丹簽下和平協議。從表面來看，宋朝又失地、又賠款好像是落了下風，但是卻換來了近百年的和平，宋朝的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出現了宋朝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盛世“鹹平之治”。
其次，我們說了宋仁宗趙禎的無爲之治，宋仁宗擅長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寬容臣下的過失，但手段綿裏藏針，寬中有緊，並沒有喪失對朝堂的控制權，反而培養出了許多名臣，福澤三代。
最後，我們說了真宗、仁宗期間的三位名臣，寇準的堅持讓北宋得以延續幾十年的國運，而范仲淹和種世衡在西北方面的戰績，也使党項不敢再頻繁東下挑釁，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雖然以失敗告終，卻爲宋朝敲響了警鐘，成爲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參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