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一代帝師朱珪在歷史上有哪些功績?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中國古代，統治者爲迫害知識分子，桎梏其思想，故意從其著作、言論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形成“文字獄”這一弊政。三國時期的曹魏，名士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權臣司馬昭“聞而惡之”，而被殺害。北魏時代的“國史之獄”更是牽連人數不可勝數數。而到了清朝，“文字獄”更是到了歷史上的頂峯，但是，到了嘉慶時期，改變了康熙到乾隆朝的文字獄政策，從此，古代文字獄基本結束。之所以嘉慶朝文字獄終結和一個人有關，那就是他的老師——朱珪。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府大興籍，少而敏文，17歲乾隆十二年(1747)便中舉，當時的主考官是阿桂父親阿克敦，文采出衆(清代，滿族人無需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選拔就可以通過侍衛等方式做官。不過有些滿族大臣倒確實是有學問的，阿克敦就是其中一位，康熙皇帝認爲阿克敦“學問優”，曾把他提拔爲侍講學士)，稱讚朱珪道：“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師安溪李文貞公(指其老師，名臣李光地)。”第二年，即乾隆十三年(1748)朱珪中進士，也得到了劉墉的父親劉統勳之稱讚：“子詩文已成家，留心經濟，必成偉人。”乾隆帝更是評價：“紀、翁文士，未足與數，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也就是說，乾隆帝“吐槽”了紀昀、翁方綱等不過是普通的善文之士，品行有缺，而朱珪不僅文采好，更爲重要的是人品高尚。
朱珪的畫像
朱珪還有一個哥哥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由於兄弟情深，又曾同官翰林，時人就將這二兄弟與宋代的蘇軾、蘇轍二兄弟相提並論，合稱爲 “二朱”，或稱“大興二朱”，成爲一段佳話。
古代知識分子，講三不朽，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謂：“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朱珪在這三方面均有建樹。
朱珪兄弟二人是乾嘉時期學術界的重要領袖，而乾嘉學派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史上最後一個高峯，乾嘉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提出了“經世致用”的理念，所以，乾嘉學者力糾宋明理學空談之風，通過對古典文獻的考證、訓詁、校勘、輯佚(指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獻中的已經失傳的文獻材料加以蒐集整理，使已經佚失的書籍文獻，得以恢復或部分恢復的行爲)、辨僞等，對中國傳統學術作了梳理和總結。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就是乾嘉時期學術文化繁盛的重要標誌。儘管《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夾雜着一些消極因素，但其採集、校閱、輯佚凝聚了當時衆多學者的心血，起到了對當時學術的總結、整理作用。
而“大興二朱”作爲當時的大儒，對《四庫全書》的成書均有功勞，朱筠對《四庫全書》的纂修有提倡之功，還提出了“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中祕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著錄、校讎，當並重也”、“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四條建議。而朱珪在山西任地方官時，也有“採辦”圖書之功。並且朱珪學問精醇，詩文清雅，阮元(清代著名學者、官員，被後人尊爲一代文宗，也是朱珪門生)盛讚其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真情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而自觀者衡量之，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修纂《四庫全書》的大臣，也多是朱珪老師、朋友、門生。而朱珪本人也有《知足齋集》等作品。從古代對知識分子的立言角度的要求上說，他本人是符合的。
四庫全書
朱珪在乾嘉兩朝，擔任過福建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要職，《清史稿》記載其無論身處地方，還是處於中央，都做到了公正廉潔，頗有政績。朱珪擔任地方官時，就注意發展生產，如其在山西時，“免土默特蒙古私墾罪，以所墾牧地三千餘頃，許附近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増官兵公費; 又太僕寺牧地苦寒，改徵折色，以便民除弊; 皆下部議行。”
朱珪在治理自然災害時也盡心盡力，深得百姓愛戴，其兩次擔任安徽巡撫時，都遇上皖北水災，朱珪“馳驛往賑，攜僕數人，與村民同舟渡，賑宿州、泗州、碭山、靈壁、五河、盱眙餘災，輕者貸以糧種。築決堤，展春賑，並躬蒞其事，民無流亡”(今日網絡上所謂清官無能論、影視劇和珅的“救民先救官”等皆可以休矣)。
朱珪擔任中央官員時堅持減輕百姓負擔，每有官吏提出增加一些苛捐雜稅，他就極力反對，表示曰: “國家正供有常經，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實必傷，斷不可行。”從古代對知識分子的立功角度的要求上說，他本人也是符合的。重要的是朱珪擔任了很多次各級科舉考試的考官，亦有選才之功。下圖是上海大學學者邱爽、李小娟整理的《簡述朱珪對乾嘉政治學術的影響》：
上文提到，朱珪的文問淵博，品格高尚，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便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恰巧是美國獨立那年)，進入上書房，成爲了祕密立儲的儲君——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後來的嘉慶皇帝，繼位後改爲顒琰)的老師。雖然當時教授顒琰的老師，除了朱珪外，還有其他人，但論感情，論影響，最深的還是侍講學士朱珪。這是由於一方面，朱珪學識淵博，品行高尚，爲人也比較忠厚，仁慈，在平時教學時，善於從四書五經中闡發仁政愛民的儒家王道思想，這對這位皇子未來執政的理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加上當時年輕的永琰剛剛生母去世(在朱珪成爲其老師的前一年)，乾隆爲人又性格張揚，又明察秋毫，給永琰帶來了巨大的威壓(乾隆其實最想立的是孝賢皇后所生的嫡子，但早夭只好作罷，對於永琰，乾隆皇帝實際上並不滿意)，所以，朱珪永琰間的感情更像是父子親情。
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外放福建學政，臨行前，作《五箴》送至永琰藩邸，《五箴》即“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意爲教導其要修身養性，以達到儒家所講求的聖王賢人的理想人格。這五個字，到了永琰繼位後，一直都是其座右銘，此後二人常常書信往來或寫詩唱和，據學者統計(天津師範大學副教授曹志敏老師，在《朱珪的理念與嘉慶朝文字獄的終結》一文有所統計)，書信有139件之多。
朱珪一生，都是和珅的政敵，嘉慶元年(1796)正月乾隆帝禪位，永琰繼位，是爲嘉慶皇帝，但其父弘曆(此時年號改，不能以乾隆皇帝相稱)繼續以太上皇身份控制大權，當時正在兩廣總督任上的朱珪在祝賀嘉慶登基的信中寫道：“雖已繼承大位，但事事處處皆當小心從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則推，加強修養，吸取聖祖時期太子立而復廢、廢而復立的教訓(指的是康熙時期廢立太子胤礽的事件)，小心翼翼地侍奉太上皇。”嘉慶皇帝知道老師所言皆是忠誠肺腑之言，也是按照此建議，事事謹慎，處處小心，但還是百密一疏。這年七月，弘曆本來打算內召朱珪爲大學士，嘉慶知道這一消息後，非常興奮，認爲這有利於緩解他被自己的父親和父親寵臣和珅從上下兩個方面壓制的局面，便寫賀詩於朱珪。但不曾料到本是情理之中的詩詞，和珅卻借題發揮，向太上皇報告，並說這是“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這令太上皇不悅，幸虧有大學士董誥化解，朱珪只是被貶爲安微巡撫。聯想到後來，嘉慶殺和珅，這也應當是原因之一吧。
嘉慶帝的畫像
朱珪得以返回京城，要等到嘉慶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駕崩，此時嘉慶帝纔敢詔令在安徽巡撫任上的老師朱珪進京，朱珪到京城時，嘉慶皇帝親自到城外迎接，甚至拉着老師朱珪的手，失聲痛哭，要知道此時的嘉慶皇帝早已年過不惑，若非真情，豈能如此?嘉慶帝親政後，在老師的輔佐下，形成了一套用人自己的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他於嘉慶十年十二月寫成的《德才說》一文中：“德與才相爲表裏，不可析也。蓋德蘊於中，才應於外，德爲才之體，才爲德之用。有德者必有才，而恃才自用者，去德遠矣。夫德才全備者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爲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爲小人矣。……若愛其才，而略其行，是捨本而逐末，貽害匪淺，不可不慎。”
更爲重要的是，朱珪寬仁治國的思想影響了嘉慶帝，如天理教徒林清攻打紫禁城，“駢戮百餘人，上惻然哀憫，命有司於菜市口築壇超度，猶秉文正(指朱珪的諡號)之教也。”這也促使了嘉慶帝對於文字獄的終結，朱珪曾進言：“詩文之詆謗本朝者，正如桀犬狂吠。聖人大公無私，何所不容，禁之，則祕藏愈甚。”所以，嘉慶朝，只有洪亮吉一案“文字獄”，而且這一案，也是由於洪亮吉爲人張揚(曾罵過提拔他的朱珪)，所上的《極言時政啓》更是過於直接，終引得殺身之禍，後雖逃過一劫，但被髮配伊犁。
朱珪一心爲公，立勸嘉慶帝赦免洪亮吉，嘉慶帝再次閱讀洪亮吉的《極言時政啓》，認爲其鍼砭時弊，便在僅僅百日，就硃筆親書諭旨，宣佈洪亮吉立即釋放回藉，還將洪亮吉原書特加宣示，並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使朝廷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負朕求治苦心”。洪亮吉事件之後，盛行於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徹底結束了。這可以說朱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種廣濟天下之功，也符合傳統知識分子的立德。
朱珪的影視劇形象(中)
朱珪去世後，嘉慶皇帝親自去老師家裏弔唁，看到其家徒四壁，只有一牀破舊的棉被、一些聖賢書籍等物品，沒有什麼財物。嘉慶帝見恩師一生過得如此清貧，難掩心中的悲傷，放聲大哭。同時下詔：“掛自爲師傅，凡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時趨者不出諸口，啓沃至多。揆諸諡法，足當‘正’字而無愧，特諡文正。”嘉慶還親自去老師墳前祭奠，對於清朝統治者而言，祭奠一個非皇室的漢族大臣，實屬罕見。《郎潛紀聞二筆·卷十六》也記載“仁宗批勤敏謝恩折雲：‘朱錫爵(朱珪之侄)才勝於德，汝應念石君師傅之舊恩，時加訓戒，毋忽。’並令轉諭知錫爵，令其回奏。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聖天子之尊師念舊，歷久不渝，有諭教之責者，宜何如捫心自效與?”皇帝稱呼大臣，即使是老師，也可以直呼其名，畢竟有君父臣子的名分，嘉慶皇帝稱呼老師，不僅只稱字，不稱名，還在石君二字上空一格，可見感情之深。
到了今日，蕭山蜀山街道黃閣河村，仍生存着幾戶朱姓後代，據說就是朱珪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