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除了權力毫無制衡，且無外患的少數昏君與暴君外，沒有任何政治領袖能在重大決策上隨心所欲，一意孤行，因爲領袖的支持者們，總會因利益上的衝突與矛盾，而對重大決策有不同主張。作爲決策者所能做的，通常就是求取各種折衷。今天的特朗普是如此，半個世紀前的蔣介石亦然。
故而因退出聯合國一案，指責蔣堅持漢賊不兩立而退出聯合國，這見解僅對了一半，指控蔣對美方的“兩個中國”政策妥協，亦僅對了一半，說穿了，支持者們的兩種對立主張，讓蔣介石不得不折衷處理“聯合國攻防”，以致以上兩種說法，都不全對，也不全錯。
鷹派寧可退聯而堅持不兩立，鴿派寧可留得青山有柴燒，而堅持兩立，不能說哪一方是錯，兩造只是對“中華民國”之立場與前途，有不同的解方。對蔣而言，堅持中國法統重要，留在聯合國亦重要，問題在於，若兩者不能兼得，哪一種較能操之在我?
答案很清楚，前者尚在蔣與臺灣的能力範圍內，後者則完全得靠美國支撐。
在9月4日《與美爲敵痛苦，與美爲友更糟，1971年蔣介石捍衛聯合國安理會席位始末》一文中說過，暗中接受美方的“雙重代表案”，乃蔣在美國變心下的最後一搏，以“權宜策略”視之，較符合蔣當時的處境。而只要北京堅拒“雙重代表案”，“中華民國”或許能技術性拖延退聯的時間，但是，這盼望幾乎完全取決於尼克森也有相同的意願與能力。
結果顯示，尼克松既無意願，也無能力既保臺北的聯合國席位，同時也讓北京入聯。根據史料顯示，這一點，蔣介石在1969年就已有覺悟，但尚存一絲希望。而臺美兩方的外交系統，則花了許多時間與資源在磋商有關議程的技術性問題，糟糕的是，連原則性問題都難有一致的共識。
臺方的外交系統之所以認爲還有希望，乃因美方早早拋出瞭解決方案，雙方都以爲唯一的阻礙是蔣介石的堅持。但是，臺方外交官員費盡心思說服蔣讓步，卻不料美方外交系統的解決方案一再改變。癥結之所在，就在於尼克松的態度，既想與北京交往，又不願背上棄臺的罵名。
1971年7月22日，國務卿羅吉斯希望尼克森儘速做出決定，是要硬挺臺灣，還是乾脆放棄?因爲那關乎聯合國議程策略的底定。當時尼克松反對排除臺灣，但也不願在聯合國清楚表態美方的“兩個中國”立場。這顯示尼克松已發現兩全其美的方式不可得，“兩個中國”的概念可能必須拋棄。
而臺北對此轉變尚不知情。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臺美勉強達成了共識，美方並於8月初正式宣佈立場，歡迎北京入聯，但不應排除臺北。至於安理會席位，美方表達尊重聯合國多數意見。美國盟友包含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等國都支持美方立場，唯澳，新認爲若想提案過關，美國必須公開支持北京取得安理會席位。
北京則於8月20日正式發表聲明，反對美方“雙重代表權”的提案，不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並強調不會妥協，即便延遲入聯也在所不惜。
北京的強硬，其實就是蔣介石所要的，因爲這可能使得他對美方的讓步策略，達到了實質的效果。現在，球又被踢回華府手裏，尼克松的挑戰，就是得決定是否要支持自己國務院在聯合國的聲明。
不過，臺北外交系統對此發展做出了誤判，他們以爲北京的強硬，代表季辛吉與周恩來並未達成任何協議，並將此看法傳達給美方外交系統。這又使得美方認爲臺北還能做出更多的讓步，默認美方公開支持北京取得安理會席次。
9月8日，美方以盟國看法爲由，通知“外交部長”周書楷，美國將修正“雙重代表權案”，公開表明安理會席位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美方沒有讓臺北有提出異議的機會，單方面決定了此重大的立場改變。蔣介石在日記裏沈痛地記錄了此事。
9月10日，周書楷給美方的書面的答覆是“深感遺憾”，但私下暗示美方“如果支持此決議案的票數差額太近，臺北在幕後可能採取更積極的角色”，簡言之，就是不但默許了美方的修正案，還會在必要時暗中給予支持。根據史料顯示，9月9日臺北高層會議裏，鴿派取得了上風，使蔣做出“痛苦”的決定，因此隔日美方纔會得到周書楷的“喜訊”。
根據白宮的備忘錄，羅吉斯向尼克松報告，臺北做出了超出預期的讓步，他建議美國應儘量使臺北能與美方合作，促成此修正後的決議案，也就是被稱爲“複雜雙重代表權”的提案。至此，臺北公開表達反對，私下積極促成此案的作法得到確立。
9月16日羅吉斯對臺方外交系統表達，只要臺方支持，此案就是成功的唯一機會。羅吉斯將成敗的責任丟給了臺北，因爲臺方必然會公開表達反對，以致給友邦錯誤的認知。關於此，周書楷迴應，若友邦詢問，臺方會表達希望議案過關的意向。
美方照會了周書楷後，同日，尼克松公開宣佈美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席次，也將投票反對排除中華民國。
9月23日，國務院先行估票顯示，“雙重代表權案”與“重要問題案”都會以些微票數落敗。9月24日，臺北方面的估票顯示，兩案都將以兩票之差落敗。臺美兩方有鑑於此，各自通知友邦，表明“中華民國”支持“雙重代表權案”的立場。，另一方面，北京也加強了宣傳攻勢，再次重申驅除“蔣介石集團”的立場，等於是對尼克松的公開表態不買帳。
10月4日，羅吉斯正式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支持北京入聯並取得安裏會席位，同時反對排除中華民國。在羅吉斯公開發言後，白宮卻突然宣佈，基辛格將於10月20日至北京，安排尼克松的訪問。此舉讓臺北大感震驚，因爲這會使盟邦對美國曖昧的態度產生不利於臺北的判斷。5日，周書楷向羅吉斯表達，希望基辛格取消北京行，但羅吉斯顯然做不到。
10月14日，周書楷於紐約會見羅吉斯，並指出敵對陣營正在散佈流言，宣稱白宮正在進行一套自相矛盾的目的，此流言使得尚未表態的國家對美國的立場陷入疑惑，所以他要求羅吉斯請求尼克松發表一份聲明，表達尼克松總統支持美國決議案的立場。
基辛格赴北京的消息，使臺北再次陷入對美國的疑慮，除了要求白宮發表與其國務院一致的立場，還追問羅吉斯，若兩案都失敗，是否有備案?羅吉斯說沒有。周再追問，若兩案失敗，美國是否會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北京入會?羅吉斯態度消極。
其實在14日這一天，周書楷心裏應該已經清楚，羅吉斯代表的國務院，已無法代表白宮立場。原本國務院表現出來的信誓旦旦，在基辛格於敏感時刻宣佈將再度赴北京後，已經消失。而國務院事實上也有備案，其中臺北能認可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但這些備案，在美國總統意向轉變時，已經無用。
接下來的日子，美方對臺北的憂慮一再以輕描淡寫的態度應對，臺北估票認爲攸關中華民國是否能留在聯合國的“重要問題案”，還差四票，美國卻模糊以對，並表達樂觀。
只是，臺北始終等不到尼克松支持美國提案的聲明，而這其實也說明了一切。國務院對臺北的虛以委蛇，顯示羅吉斯已被排除於決策核心之外。
10月20日，基辛格於北京面告周恩來，尼克松並未公開聲明支持美國在聯合國的提案，並強調，美國原來考慮走“兩個中國”路線，但現在美國只說“一箇中國，兩個政府”。對於此，周恩來也將底線畫得很清楚，堅決反對任何“臺灣地位未定論”，堵死基辛格想製造的模糊空間。基辛格則表達，美中關係正常化優先於臺灣留在聯合國的問題。
10月22日，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希(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老布希)向國務院報告，代表團的估票沒有國務院那麼樂觀，“重要問題案”可能會失敗，布希並建議可以沙烏地阿拉伯的修正案爲備案。當日，臺駐美大使沈劍虹奉命拜會羅吉斯，詢問估票與應變方案，羅吉斯還在瞞騙沈，預計贊成與反對票相等，並暗示審慎樂觀。沈追問尼克松是否會發表聲明支持美方的聯合國提案?羅吉斯含糊以對。
事實上，基辛格在這兩日從北京給華盛頓發了數封電報，強烈建議尼克松不要採納沙烏地阿拉伯的修正案爲備案，因爲該案給予“臺灣未定論”或“臺灣新的法律地位”，北京堅決反對。
10月25日，“重要問題案”以四票落敗，臺北預估正確，排除“中華民國”的阿爾巴尼亞案通過。布希提議將阿爾巴尼亞案中排除中華民國的條款單獨表決，以促成“複雜雙重代表案”的表決，投票結果未能通過。
在阿爾巴尼亞案表決前周書楷向大會宣佈“鑑於大會瘋狂，非理性的行爲，中國代表團決定不再參加任何聯大的議程”，然後率領代表團走出聯合國會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盧森堡，葡萄牙，希臘，其餘北約盟國都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美國有沒有盡全力確保自己的“雙重代表權案”過關，從這裏就可看出。
布希在回憶錄裏說: 美國並沒有盡心盡力去支持臺灣政府，美國對他的國家的立場正在改變。美國代表團努力要使“雙重代表權政策”在聯國大會通過，但其結果是另一種雙重代表權政策，即華府對承諾北京的矛盾，損及美國要救臺灣的立場。
布希強調，白宮與國務院將尼克松訪問中國視爲歷史性突破，“但是，在美國代表團的執行層次，我們在自己對毛澤東政權軟化之際，卻要求中立的國家堅定反對北京的立場”。
事後，美國國務院發出電報至美國駐臺大使館，要求大使馬康衛口頭轉述給蔣介石，或蔣經國: 對於聯合國剝奪中華民國在大會的代表權，是嚴重錯誤，不義及不切實際的行爲，美方深感遺憾。該電報並聲稱“重要問題案”的失敗，大出美國政府意外，電報並保證，聯合國表決結果不會影響兩國關係......美國對中華民國的防衛承諾，不受最近發展的影響。
這是一份沒有具名的電報，僅在內容中提及“這些觀點獲美國總統的完全支持”。馬康衛轉述電報中這句內容，還不能留在書面文字內。也就是說，這是一份空洞的外交辭令，尼克松在第一時間，連具名對蔣介石說些安慰之詞與表達歉意都不肯。
10月29日，周書楷與沈劍虹拜會基辛格，對於聯合國表決結果，基辛格的反應是，痛罵布希無能。而布希也在多年後表示，基辛格是中華民國退聯的始作俑者，並在事後還向布希表達對錶決結果“失望”。對布希而言，基辛格僞善十足，因爲整件事的過程，美國當局“在紐約說一套，在華府做另一套”，最後把責任丟給他。
美國的外交系統，不一定能代表白宮意志，這是對臺北外交官們最沉重的打擊與教訓。此案可說明明白白地昭示了與美國交手，在許多時候，外交系統所獲得的訊息不是無用，就是刻意欺瞞。以美國外交系統的訊息作爲決策的根據，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說白了，就是美國不可信。
誠然國與國之間講究實力原則，難免爾虞我詐，沒有什麼國家是“可信”的。不過，若完全沒有互信基礎，外交這工作也是不存在的。臺北外交系統所犯的錯誤，就是高估了美臺間的互信基礎，以爲只要讓步到美國滿意，就能獲得至少差強人意的結果。
關於此，蔣介石早就預知了必然被犧牲的結果，但之所以盡力與美周旋到底，除了外交部屬的強力主張，蔣自己其實也仍抱一線希望。畢竟，退出聯合國所代表的是“反攻復國”的徹底幻滅，甚至連獨立生存都成問題。
這樣周旋與妥協下來的結果，也不是全無益處，至少，蔣有給出讓步，而非一開始就與美決裂，所以尼克松也沒有藉口將責任都推到臺北頭上，並讓美國內部挺臺的力量轉變支持態度。
1972年2月，尼克松與北京簽訂“上海公報”，美方從“兩個中國”的概念，轉進到“一中兩府”的戰略框架，並藉由兩岸彼此間的矛盾與敵對，獲取自己的戰略利益，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