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務員”職業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連續工齡、也沒有情義體恤，可以說是一個含金量較低的“瓷飯碗”。有人做過統計：西漢時丞相一職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東漢時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兩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慘了，動不動就會打破飯碗。他們做官時尚且如此倉皇，退休後就顯得更加淒涼了
唐代憲宗時，顏真卿的外孫韋丹在江西任觀察使，常與隱居在廬山的高僧靈澈上人吟詠唱和。有一天，韋丹派人給靈澈送去一篇新賦的《思歸》：“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意即我已準備辭職，同你一起暢遊在五老峯前。靈澈一笑：他怎捨得辭官?當下也寫了一首詩請來人帶回，詩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果然，韋丹這個官一直做到五十八歲卒於任上，始終沒有寫過辭職報告，而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兩句則成爲傳誦不輟的名言。宋代孝宗時，有個尚書郎鹿何，年方四十餘就自請退休，回家後在堂上掛了一塊匾，寫“見一” 兩字，大家都知道這是“林下何曾見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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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韋丹作秀到鹿何自誇，時隔約三百六七十年，其間以這樣那樣形式主動辭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這兩則軼事足可說明官場上自動抽身出局的歷來少見。論其原因，有一條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務員”的許多特權和待遇都與“在職”密切關聯，一旦“辭事”便“榮祿兼謝”。
無退休費、無工齡、無餘蔭：含金量較低的“瓷飯碗”
秦漢時代，凡任公職、吃財政者，通稱爲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別無脫離職務的身份和權益。當時的講法叫“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近似今人幫老闆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喪生病、任滿更替、罷免辭官等各種緣故退休，老闆和僱員的關係即告解除。大體而言，可用“三無”概括：
一曰無退休費，就是無論原先俸祿多少石的官吏，只要離開職位，除非皇帝特詔照顧之外，一律停發俸祿。漢朝俸祿本來就薄，俸額低或負擔重的人積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覓生計。
比如從小“好經書，通《詩》《禮》”的宋均，從十五歲入仕，官至河內太守，其間兩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陽縣長時“以祖母喪去官”，一次是在任東海相時“坐法免官”，從離職到再仕期間，都是靠跑到潁川去做客座教授爲學生講學維持生計。
還有世代爲郡吏的孟嘗，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辭職，因爲沒有收徒講學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個在京師做尚書的同鄉向皇帝推薦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會，於是孟嘗做了大半輩子的自耕農。
二曰無工齡，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後重新出仕時，可授予“比六百石”職位以示優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當“公務員”，都得回到起跑線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競爭。總之，既沒有可以保留的幹部身份，也沒有可以累計的連續工齡。
三曰無餘蔭，就是人走茶涼，在職時候的特權和影響一筆勾銷。“飛將軍”李廣卸任雲中太守後，隱居藍田南山。某日，他帶一個隨從外出飲酒，返回時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縣尉大聲呵叱，道是違犯宵禁，要依法處罰。隨從討情說：“這是前任李將軍呀。”縣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現任將軍也不許夜行，何況是前任將軍!”結果“飛將軍”被關進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陳蕃卸任皇宮警備司令(光祿勳，位居九卿)後率賓客門生還鄉，經過臨潁巨陵，當地警長(巨陵亭長)要對他們作例行盤查。前任司令的隨從大概一向狗仗人勢神氣慣了，動手打了警員(亭卒)，結果這些人全遭拘押，飽嘗皮肉之苦。巨陵警長還要收審陳蕃，陳蕃抗議說：“我沒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牽連。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辦，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請示，你怎麼可以隨意收審我呢?”雙方相持了好幾個時辰，恰好臨潁縣政府的警署巡視員(行亭掾)巡察到此，這才使陳蕃擺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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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提一下，這一份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連續工齡、也沒有情義體恤的古代“公務員”職業，可以說是一個含金量較低的“瓷飯碗”。有人做過統計：西漢時丞相一職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東漢時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兩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慘了：二千石“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中低層官吏，則有“司隸、部刺史”等紀檢官員隨時“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就是動不動便打碎了飯碗。
單從制度上看，魏晉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漢好不了多少，當真照章辦事的話，還比不上現代的失業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揚州監察幹事(從事史)何子平的母親住在會稽，戶籍年齡滿八十歲了。按規定，兒子應該辭職回家，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州府辦公室主任(主簿)顧愷之說：“你母親的實際年齡不到八十歲，親友故舊都瞭解。在州里當差，好歹還有微薄的俸祿，一辭職就什麼都沒有了。我替你辦個留任申請吧。”何子平不肯，說我們當幹部的不能帶頭損害戶籍制度的公信力。顧愷之又建議他回會稽後，在縣政府求個公職，既可取祿，又方便就近奉養母親。何子平還是搖頭，說不能做這種投機取巧的事。何子平“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即完全靠體力勞動養活老母和自己。山陰縣令褚，“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
公車不能帶走，看病自己買單
唐朝規定，異地做官，連最後一次坐公車返回故鄉也不行。唐德宗時，太子賓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爲表示關懷，特命公車送回，那就是大家羨慕的榮譽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個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鄉浙東養老，向皇帝申請說：家貧路遠，請求皇上特批一紙能從長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車的驛券。從此，凡“家貧路遠”的京官退休，特許參照此例給予照顧。
宋代也實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車的制度，所以楊萬里在臨安當官時，早早就攢齊了能使全家人從臨安返回故鄉吉州的盤纏，鎖進箱子，藏在臥室內。他還經常告誡家人，不許在外面購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時行李超重成爲累贅。
宰相富弼退休後定居洛陽，常穿着家居衣服，騎驢去郊外遊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檢前呼後擁地出行，巡檢是從八品小官，富弼雖已離職，但從二品官員的身份還在，自然不必特意從驢子上下來站在一邊給巡檢讓道。爲巡檢開道的前卒大怒，厲聲呵斥，急得他舉鞭趨驢快走。假設富老坐在宰相級別的名牌車上，對方就不會當他是鄉下土老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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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員在職患病可享受公費醫療，一旦離職，診療服藥都要花自己的錢。孟郊賈島都以詩風清峭瘦硬齊名，有“郊寒島瘦”之稱，又都是在副縣職任上退休後因貧病交困缺醫少藥而死。當時有些寺廟向社會募捐錢物後舉辦慈善醫療，免費或廉價給病人施醫舍藥，韋應物因病從櫟陽(治所在今陝西臨潼)縣令任上辭職後，就住進長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療養。對於這種“有身份的人”，寺廟方自然還要格外看待。還有名列“初唐四傑”的盧照鄰，因患病辭去新都縣尉一職，住在太白山草屋中養病。盧副縣長沒有家底，全靠朝中顯宦不時送來藥品衣物，才度過難關。
王安石因爲退居江寧半山後，常騎驢出遊，周邊居民都認識他，尊稱“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遠遠望見地方官的車隊迎面而來，忙避入路邊民家。這戶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瘧疾，恰巧王安石帶有治瘧疾的藥，便讓隨從取出來。老婆婆堅持要回報一縷麻線，說是“相公可帶回去給相婆派用場”，王安石笑而受之。看來老婆婆亦知退休後的相公買藥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後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開始，官、職分離，所謂休官，其實只是休職，就是由於奔喪、病傷、候選、罷免、離任、致仕等各種緣故，脫離了能行使一定權力的職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個人資格權利的官員身份依然存在。換句話說，秦漢魏晉的“公務員”休官以後就是平民(原有貴族身份者例外)，從隋唐開始，“公務員”休官(其實是休職)以後依舊是官，在許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權：比如涉及訴訟時可以不在公庭拋頭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廳堂可以有幾間幾架，車輿騎乘可以怎樣裝飾，衣冠可以穿什麼樣式和顏色，乃至死後可以按什麼規格辦喪事、起墳墓，都可以根據官資高低採取與級別相應的排場。雖然說費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對比布衣即使有錢也不得僭越的種種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義就彌足珍貴了。此外，從唐代後期起，退休的官員無論級別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養老，更是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但儘管如此，唐宋時休官的實際含義，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個職位上行使權力以及支領全額官俸的特權，比如——
古代官員授職有迴避原則，就是不許在原籍或有家族產業的地方任職，所以當時的“公務員”如果經常在職的話，就得到處宦遊，一方面少有時間精力在原籍營建房產之類，另一方面無論到哪兒工作，總有條件優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屬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馬上就得搬出來讓給繼任者。而且往後定居何處還有限制，比如南宋規定，凡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休官後，三年內不許在任職地居住，倘在當地有親屬，或置有財產，三年以後也不許居住，違反者處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盤點休官所帶來的實際損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繼續居住設備齊全的官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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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登基後，前朝宰相李日知瞞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辭職申請，待皇帝批准下來，回家後即命家人整理行裝，馬上搬出官邸，移居鄉村住宅。太太驚問何故，他說他已經退休了。太太大怒：“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遽辭職也?”宋仁宗時做過宰相的杜衍，因爲一生“不殖私產”，退休後，連李日知遷居鄉間住宅的退路也沒有，只好長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車院(教習馭車技藝的單位，近似後世的駕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佔住官邸，其他休官者當然更得靠自己設法解決居住問題。蘇轍退居許州後，眼看李方叔起蓋新居，羨慕不已，“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於是他決心蓋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 ”。不過心願滿足了，一生積蓄也耗盡了，“盎中粟將盡，橐中金亦殫”，於是又自責“我老不自量”，到了這把年紀還來做房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