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U形彎
崇禎十七年(1644年)舊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內閣大學士(類似現在的副總理)蔣德綠和皇上頂了嘴，說了幾段爲時已晚、但在我看來仍然非常要緊的話，惹得皇上大怒，蔣德璟也因此丟了官。
這次頂嘴起源於對加稅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禎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國範圍內加派730萬兩白銀，作爲練兵費用，叫做練餉。這是崇禎即位之後的第四次大規模加稅，全國人民的納稅總額至此幾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稅雖然也是出於無奈，但也覺得心虛，稅費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會不會出什麼問題?楊嗣昌是當時的兵部尚書(類似現在的國防部長)，他辦事認真，聰明幹練，替皇上做了一番階級分析。
楊嗣昌說：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爲這筆錢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裏。楊嗣昌以上次加徵的剿餉爲例，一百畝地徵三四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增加點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併。這種分析聽起來頗有道理。
此外，皇上還聽過其它一些支持加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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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徵求了另外兩位內閣大學士的意見。這二位也贊成加稅，於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徵練餉。
但是，一晃練餉徵了五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官軍照樣不靈;清兵還在鬧着;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爲戰略性進攻，從西安向北京進軍，已經走到了大同一帶;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中失利自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位叫光時亨的給事中(近似總統辦公室負責監察工作的祕書)給皇上寫了份奏疏，他認爲，加徵練餉的政策是禍國殃民的政策，應該追究倡議者的責任。
按照規矩，這份奏疏先由內閣大學士過目，替皇上草擬一份處理意見，再交皇上最後定奪。於是內閣大學士蔣德璟就替皇上草擬了一段話，大意是;以前的聚斂小人，倡議徵收練餉，搜刮百姓，導致人民貧窮，種下了禍根……。皇上看到這段話很不高興，這練餉明明是他拍板徵收的，蔣德璟卻說什麼“聚斂小人”，誰是小人?皇上把蔣德璟叫來，當面質問。
蔣德璟心裏想的小人是楊嗣昌，但楊嗣昌死在崗位上，皇上對他一直心存好感，蔣德璟不敢直說。皇上心裏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懷疑蔣德璟在指桑罵槐，非要問個明白不可。於是蔣德璟就拉出一隻替罪羊來，說他指的是前任戶部尚書(相當於現今的財政部長)。皇上不信，爲自己辯護道：聯不是聚斂，只想練兵。
蔣德璟道：皇上當然不肯聚斂。不過那些部長的責任卻不可推卸……。後邊的話還長，總之蔣德璟頂嘴，皇上震怒，蔣德璟又爲自己申辯，諸位大臣替他講情。最後戶部尚書主動站了出來，把責任都攬到自己頭上，皇上的火氣才消了一點。
這位蔣閣老是福建人，回家後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徵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賊反而歡迎，甚至叛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徵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後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面子，心裏卻不糊塗。他容許蔣德璟辭了官，不久又取消了練餉。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推測崇禎罷練餉的心理，說了一句很簡明的話：“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爲盜賊，故罷之也。”
說到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皇上轉了一個彎。皇上的思維原來似乎是直線的，他想多斂錢，多練兵，從而消滅反叛者。在斂第一個、第二個、甚至第七八個一百萬的時候，這種思維還對頭，銀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亂也開始平息了。但是這條路越往前走越不對勁。斂錢斂到第十幾個一百萬的時候，老百姓加人叛亂隊伍的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斂到的那些錢，還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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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象一個U形山谷，從側面看，崇禎領着官府的大隊人馬一路壓將下去，擠壓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各地的叛亂，並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越往後越費勁，最後他撞到了谷底。這時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後果。沉重的賦稅壓垮了農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亂的規模和強度反而開始上升了。
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因此，我把它稱爲“崇禎死彎”。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陝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爲標誌，這個谷底出現在崇禎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壓榨下來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這塊硬石頭。
關於發生在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過三種說法。其中與政府催糧派款聯繫最爲直接的說法，出自毛奇齡的《後鑑錄》卷五。毛奇齡是《明史·流寇傳》的撰寫人，他說“自成……相推爲里長”。“值催科急，縣官答臂，枷於市。”李自成在村子裏收不齊錢糧，受不了打板子、戴枷示衆的懲罰，只好逃到一個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
與政府催糧派款的聯繫稍微間接一點的說法，是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二的記載：“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堡人。……因負本邑艾同知應甲之債，逼勒爲寇。”
關於那個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種版本，是說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那輩人，已經在爲政府驟站養馬的差役中賠累破產，李自成自幼貧窮，吃不飽穿不暖，出家當了小和尚，稍大又給一戶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歲便到釋站當了釋卒(近似郵遞員)。崇禎二年，因爲財政困難，大規模裁減騷站，次年，二十四歲的李自成被裁後，又逢饑荒，李自成還不起艾姓鄉紳的欠款，被艾家的奴僕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曬。他的澤卒哥們兒按捺不住憤慨，乾脆毀了木枷，擁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饑民們跟着人夥，於是就成了一支隊伍。
上述這三種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對崇禎死彎的形成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響。譬如天災的影響，地主的影響，政府的賦稅和額外攤派的影響，嚴厲的追逼手段的影響等等。
據《明史·流賊列傳》記載，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國防部的局長)李繼貞曾經上奏崇禎，說延安一帶饑荒，眼看老百姓都要當強盜了，他請求國庫發放10萬兩銀子販濟饑民。但是李繼貞上奏的結果，“帝不聽”。。李繼貞申請賑災的10萬兩銀子並不是大數，那幾年僅僅加徵遼餉這一項，陝西百姓就多掏了26萬兩銀子。比起每年數以千萬計的軍響來，這些錢糧方面的小數字不過是一些沒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這些零碎中，在人們無可奈何的官府和官家冷漠中，崇禎死彎已經逼近了谷底。
在《明季北略》卷五中，我看到過一句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動員口號：“餓死也是死，當強盜也是死，坐等餓死，還不如當強盜死!”這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當良民和當強盜的風險已經相等了，而當強盜活下去的希望卻大得多，這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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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造反的深廣背景
李自成造反並非偶然。他不過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爲深廣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衝突的一部分。統治集團攫取無限的權力，殘酷地壓榨老百姓，一直壓到“崇禎死彎”的谷底，而李自成不過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塊硬石頭，他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農民陳勝、吳廣和九百戍卒到現在的北京一帶服役，大雨路斷，不能按期趕到，依法當斬。這二位於是決定造反。當時陳勝、吳廣正處於標準的崇禎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則意味着全國人民的處境離崇禎死彎的谷底不遠了，這確實是造反成功的絕好條件。結果，天下大亂，秦朝由此滅亡。雖然這是公元前209年發生的事情，但這類事情在隨後的兩千多年中不斷重複着。到了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陳勝、吳廣造反的1560年之後，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創始人朱元璋25歲，正在安徽鳳陽的一座寺院裏當和尚。和李自成一樣，他也是因爲家裏太窮纔出家當和尚的。當時元朝已經用沉重的搖役和赤裸裸的腐敗逼出了紅巾軍，官兵和造反者殺來殺去，天下大亂，官兵經常捕殺良民冒充戰功。這時候朱元璋開始卜算兇吉。結果，留下是兇，逃走也是兇。和吳廣當年分析的結果一樣，風險相同。投紅巾軍呢?答案是吉。於是，這位即將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紅巾軍去了。
還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轉了一個圈，輪到朱元璋的子孫面對當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陝西農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時間是天啓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縣張鬥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徵不已，而且手段殘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個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糾集了數百人，都用墨塗黑了臉。王二高叫道：“誰敢殺張知縣?”衆人齊聲回答：“我敢!”問答之後，這夥黑麪人下山，擁人縣城，守門者嚇得躲在一旁。衆人徑直闖人縣政府大院，而此時的張知縣正在“坐堂比糧”——按照條文規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糧納稅。黑麪人各持兵器擁上公堂，張知縣逃到自己在縣衙後面的住宅裏，亂民直人私宅，將張知縣亂刀砍死。然後，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陝西農民起義從此開幕。
明末爲什麼會發生這類惡性案件呢?據給事中李清記載，崇禎剛即位，便嚴於徵收錢糧，並且做了一些具體嚴格的規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賦稅不能升遷，知縣等官員不完成賦稅乾脆就不能參加升遷前的考選。史載，松江府和蘇州府的錢糧任務重，這裏的官員竟有被扣罰傣祿數十次、降十級八級的情況。
縣官催比錢糧，從根本上說是皇上逼的。上邊逼下來，知縣們如何是好呢?
我看到的材料上至少有三種辦法。
最老實或者叫最笨的辦法，就是拿百姓開刀。張知縣拿百姓開刀，最後讓老百姓殺掉，這是崇禎即位前一年的事。崇禎實行的政策更加嚴厲，手段更多，縣官和百姓身上的壓力更大給事中李清有一次路過魯西北的恩縣(今山東平原縣一帶)，親眼看到縣令催比錢糧，將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階”。他說，這裏本來就是窮地方，錢糧任務難以完成，但是正炯雜項無一不考成，通過了考成纔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於是無人不催科。
當然也有取巧的辦法。那時苛捐雜稅名目之多，有時連戶部的官員都搞不清楚，這便有廠可以矇混過關之機。明朝有一句描繪官場潛規則的行話，叫做“未去朝天子，先來渴書手”。天子本來是最大的，當然要朝拜，而且應該排在第一位。但書手是負責登記造賬的，在沒有完成任務的情況下，可以向書手行賄，讓他們在賬目上做手腳，“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
我在顧山貞的《客滇述》上還看到過一個知縣完成錢糧任務的高招。他說，崇禎派廖大亨當四川巡撫的時候，彭縣的欠稅很多，當地的知縣就想了一個辦法，以這些欠賬作爲衙役的工食銀，讓衙役們自己去要。衙役們大舉追索，鬧得民間怨聲載道。
老百姓被逼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了。進人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敲着鑼召集羣衆，發出“除衙蠢’，的倡議，衆人熱烈響應，將衙役的家全部搗毀。四川的各州各縣聞風而起，將彭縣的“除衙蠹”擴充爲“除五蠹”(府蠹—依仗王府勢力橫行霸道者;豪蠹—民間恃強凌弱者;宦蠹—給紳地主家的豪奴惡僕;學蠹—包攬詞訟生事害人的秀才)。“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鍋裏燉爛的，被推人土窖活埋的，“不可勝記”。“除五蠹”在新繁、彭山等縣蔓延，省會成都的城門前也聚集了衆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撫慰，後又派兵鎮壓，最後以激起民變的罪名將四川巡撫廖大亨撤職，發配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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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谷底的路途
一個繁榮的社會是如何一步步衰敗到崇禎這種地步的呢?我想以田地價格爲浮標，看一看這一長期的嬗變過程。
我們知道，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皇上的好壞，貪官污吏的多少，社會的安定與否，對土地價格影響甚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百姓受壓榨程度的浮標。壓榨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一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明朝正德即位，賦稅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據說，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們一度以田爲大累贅，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
崇禎即位後老百姓把崇禎稱爲“重徵”。重徵能徵到什麼程度呢?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間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炯至十兩。”表面看，這個數字太離譜了，實際上這同當時的“私派”有關。我看到明朝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問題。孫承澤這樣描繪地方官吏的處境：—忽然就下來了個發文，要取幾千石豆和大米，幾千束草，若干頭健騾，若干條口袋，若干口銅鍋，若干匹戰馬，送到某某官軍駐地交納。—州縣沒有辦法，就先借用正銅送上去。可是攤派到村子裏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賦要多。
私派比正賦多，暗的比明的多，這纔是要害。到了公派私派和明稅暗稅徵到十兩銀子的份上，地還能要麼?按照顧炎武的說法，這時候人們的反應是：“往往相率欲棄田逃走”。這就意味着，在到達崇禎死彎的谷底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大面積的土地拋荒和流民的出現。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隊伍的後備軍，他們的出現又可以更多地製造荒地和流民，進一步壓低田價。
(明)楊士聰在《玉堂薈記》卷四里痛罵楊嗣昌，說他服毒自殺活該，不死也要建議砍了他的腦袋，砍了腦袋仍然死有餘辜。如此痛罵就是因爲楊嗣昌建議加派。他加派的兵晌，只能加於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廣、河南、陝西、四川這些已亂的地方根本就沒法加。而未亂的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最後鬧到天下全亂，無處加派拉倒。楊士聰描述的大體是一個惡性循環，是崇禎死彎最後階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還沒有涉及工商業。實際上，工商業的財富更集中，敲詐勒索起來比較省事，而官場與鄉紳聯繫密切，與工商業的聯繫卻弱得多，敲詐起來的內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農村發竺危機的時候，工商業也紛紛倒閉。據統計，在山東臨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綢緞店中的21家，都於17世紀初被迫關門。北京門頭溝的礦工曾在1603年進城示威。蘇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業中心，幾乎每年都出現市民暴動。工商業對稅率和腐敗的反應比農業敏銳得多，農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爲底線，工商業沒了利潤便要破產。工商業的崩潰導致農產品市場萎縮，又會加劇農村的危機。
在崇禎死彎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軍又狠狠地瑞了社會一腳。
明朝的鄖陽巡按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他說，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人鄖陽。一路數百里的農田裏都長滿了蓬篙，村落破敗，沒有人煙。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裏人耕種餬口。
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淫污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裏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高鬥樞不願細說官軍的“淫污之狀”，但我們可以在別處找到補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羣盜，甚是淫污狠毒。每人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着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官軍成爲橫行天下的兇狼餓虎，作惡多端，應當說是促使崇禎跌落谷底並走向死亡的成因之一。
李自成可以擡高谷底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l642)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爲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馬世奇還向皇上彙報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說“賊”知道百姓恨什麼，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賊”當成了歸宿。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漂亮話的作用也就到頭了。
皇上聽說了“剿兵”之類的事，會有什麼感想呢?李清記載了崇禎和蔣德憬等內閣大學士的一段對話。
皇上聽說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嘆息了很久，然後說：我以前當面對河南的督撫說過，叫他們選好將領，選好官員。有了好將領，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了好官員，自然安撫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還肯跟着賊跑?這是固結人心，是比剿賊還要靠前的事。
在明朝的幹部選擇機制中，崇禎想要的“巧媳婦”究竟能不能選到，選到後如何做出無米之炊，已經是另外的問題了。我在這裏想說的還是崇禎死彎，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現，對崇禎死彎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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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李自成，谷底會比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時候纔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類的強大反對勢力，人們利害計算的結果頓時改變，崇禎死彎的谷底就要擡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發展壯大，不那麼容易被消滅，反過來倒有得天下的可能，這時候人夥的風險就降低了，甚至比當流民的風險還要低了。而自己當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人人生預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輩將大批官軍吸引過去，鬧得全國各地兵力空虛，無論是造反起義還是當土匪搶東西，風險都大幅度降低。到了這種時刻，當然不必等到快餓死的時候再造反。這已經不是生死之間的選擇，而是怎樣更有利的選擇，是比生死底線高出一大截的選擇。
結局
崇禎十七年(1644)舊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里的軍事重鎮宣府，巡撫朱之馮開會，號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傳李自成免搖役、不殺人，全城喜氣洋洋，張燈結綵，點上香準備迎接。鎮守太監杜勳打算帶人去三十里外歡迎李自成。朱之馮痛斥這位皇上的特派員沒良心，杜太監嘻嘻一笑，兀自領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隊伍到了，朱之馮無可奈何，親自登上城樓，向左右下令發炮，左右默然，誰都不動。朱之馮親自點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細看時，大炮的線孔已經被鐵釘釘死。朱之馮嘆道：沒想到人心至此。然後仰天大哭，給崇禎寫了封遺書，勸皇上收拾人心。隨後上吊自殺。
五天後，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軍抵達北京，發炮攻城。十八日，崇禎在炮聲中發出罪己詔，宣佈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響舊響。當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禎自繞於皇宮後的景山腳下，時年三十三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