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后妃制下，從根本上說，不存在和諧平等的性生活。不僅在制度規定中不存在，即就帝王性生活的專用術語來看，也是絕對不平等的。
先秦“御幸”蠡測
《禮記》、《周禮》都有所謂天子立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的記載，卻沒有具體的御幸之法。東漢經學家鄭玄在注 《禮記·昏義》時認爲，天子御幸之法，是八十一女嬪分作九夜，二十七世婦分作三夜，九嬪合爲一夜，三夫人合作一夜，再加上皇后一夜，共十五夜，上半月先卑後尊，下半月先尊後卑，一月各輪兩次。這一註疏引來了後世學者的質疑與詬罵。宋代魏了翁《古今考》駁斥道：君主一夜要與九個女御、世婦或嬪過性生活，恐怕“金石之軀，不足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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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御幸”管窺
衛宏《漢舊儀》說：“掖庭令，晝漏未盡八刻，廬監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後庭，訪白錄所錄所推。當御見，刻盡，去簪珥，蒙被入宮中，五刻罷。即留女御長入，扶以出。御幸賜銀指環，令書得環數，計月日，無子罷廢，不得復御。 ”婕妤是西漢武帝以後的妃嬪名號。在帝王眼中，被御幸的妃嬪只是生殖工具。她們被御幸後，帝王賜予指環，並不是他的感情信物，只是讓掖庭令便於計算屆時是否懷孕生子。如果懷不了身孕，生不出孩子，她們就將永遠剝奪再御幸的可能，在後宮寂寞度過餘生。
宋明“御幸制”一瞥
宋、金、元三代的御幸之法，在《草木子·雜制篇》中有所記載：“(元代)自正後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宮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爲驗。 ”元代三宮皇后有皇帝輪番住宮的特權，其他妃子則必須經君主宣召才能被御幸，等級的不平等不言而喻。宋、金、元三代對被御幸的妃嬪都記姓名時日，作爲有子之驗。
明代對御幸的宮嬪、年月仍沿用宋元之制。據《思陵典禮記》，明代規定，皇帝第一次臨幸某妃嬪住處，稱爲鋪宮。 《全史宮詞》說，“料理珠綰玉釵，鋪宮有例宴新排”，似乎還要爲盛飾珠釵的妃嬪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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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已非第一次臨幸，據王譽昌在 《崇禎宮詞》注裏所記：“每日暮，各宮門掛紅紗燈籠二，聖駕臨幸某宮，則宮門之燈先卸。東西巡街者，即傳各宮俱卸燈寢息。 ”皇帝御幸的那位妃嬪，宮中自然是燈火通明，而其他宮院則蕭條冷落，活脫脫一幅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歷史圖卷。
清代“御幸”制度
在清代御幸制度中，皇后擁有更大的特權。據《宮女談往錄》說，宮廷立有規矩：在臘月三十晚上、正月初一、初二這三天，皇后有特權陪伴皇帝就寢，過了這三天，才許皇帝召幸其他妃嬪。不僅如此，據《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宮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諸妃嬪宮，先時由皇后傳諭某妃嬪，賜令伺候，然後大駕始遷往。諭必鈐皇后璽，若未傳諭，或有諭而未鈐璽，大駕雖至，諸妃嬪得拒弗納”。據說，這是清襲明制，明世宗自從嘉靖宮變後爲防止不測，做出了這一規定。《清稗類鈔·宮闈類》有記載可以補證這一規制：“故事，帝宿某處，御某人，有冊籍報後，不合格者，杖斥內監之承伺者。屆時，於寢門外誦祖訓，帝必披衣，起而跪聽，出朝乃止。”這樣一來，清代皇后便有權利用這一祖訓與故事，順理成章地打壓與她爭寵或不和的妃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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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宗(咸豐帝)一度迷上懿嬪(即後來的西太后)，好幾天不上朝。皇后鈕祜祿氏(即後來的東太后)就頭頂祖訓，到懿嬪宮前正跪，讓太監請咸豐帝出來聽訓。咸豐也怕丟醜，匆匆出宮上朝去了。不一會兒，他就退朝，問皇后在哪裏，有人說在坤寧宮。這是清代中宮所在，皇后行大賞罰的地方。咸豐知道不妙，趕往那裏。只見皇后正坐在上，憤憤數落着跪拜在下的懿嬪，正欲杖責羞辱她。他趕忙大喊：“請皇后不要打她，她已懷孕了。 ”皇后這才手下留情，饒了她一頓杖責。
在受御幸時，底層宮女處在屈辱的地位上。清宮規定，宮女一律梳辮，必須經過召幸，封賜位號後才能夠上頭。相對有位號的妃嬪，她們被召幸的可能微乎其微。當然，也有例外，清宮規定，皇帝大婚前，必須先選稍年長的宮女八名進幸。她們只是作爲皇帝性生活的操練對象被送上御牀的，這無疑是對她們人格的侮辱與自尊的蹂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