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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滅亡原因揭祕:人慾的放縱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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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一批有能力的文官,他們爲國家做出了不少貢獻。明朝軍隊強,名將不少。明朝制度不錯,但跟不上形式的變化以及執行不力,隨着時間的推移,明朝滅亡實乃氣數已盡,最終1644年滅亡。每個朝代的滅亡都是有一定的原因,或者被某些人摧毀,那麼明朝是怎麼滅亡的?明朝又是被誰滅亡的呢?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看看關於明朝滅亡的那些真相。

明朝滅亡原因揭祕:人慾的放縱也是其中之一

明朝滅亡的原因之:長期兩線作戰

明朝之所以滅亡,在於長期兩線作戰。

首先是北方:明朝自開國以來就與蒙古人作戰,開始還能佔到上風,後來就被蒙古人壓着打,連皇帝也被俘虜了去,如此打了兩百年,明朝國力損耗很大,與蒙古人簽訂了《隆慶和約》,賠了不少錢財,邊境才稍微安寧一些。誰知蒙古人剛消停點,女真人又興起,從此明朝直到滅亡,也沒有緩過氣。

其次是南方:明朝建國之初,東南沿海就有倭寇騷擾,雖然規模不大,卻着實讓明朝頭疼。爲此,明朝搞了個“不徵之國”,主動向日本示好,希望緩和雙方矛盾,日本卻不聞不問。後來,明朝又搞了個鄭和下西洋,想“耀兵於異域”,以此震懾日本人,誰知日本人仍然不買賬,騷擾規模越來越大,而西洋各國又爭着上門討賞,明朝只好收縮防線,再不搞什麼下西洋了。明朝中期,倭寇勢力坐大,深入江南各地,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幸好明朝有個戚繼光,在東南沿海作戰,日本人才漸漸收斂。日本人消停了點,西洋人又趁虛而入,佔了澳門、澎湖、臺灣。此後明朝直到滅亡,也沒能驅逐西洋人。

明朝從建國之初,其正面北方先有蒙古,後有女真,成爲明朝的大敵。而在明朝的背後南方,先有倭寇,後有洋人,是明朝的隱患。終明一朝,始終陷於南北夾擊之下。

 明朝滅亡的原因之:學術

顧炎武在明亡後既參加抗清鬥爭,又對明亡進行了深刻反思。他沉痛的指出:明不亡於盜寇,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

顧炎武此說一針見血,指出了明亡的內在原因,並不是因爲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也不是明末的朋黨之禍,而是因爲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頹敗而一發不可收拾。前兩者都是外因,是標,而後者纔是內因,是根本。

晚明社會,士人大多信奉“心學”。王陽明初創“心學”的目的是爲了對抗宋儒理學。他針對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論調,提出了“致良知”三字。他要求將形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實際生活結合起來,要求用通俗簡練的語言去闡釋倫理道德。王陽明開始肯定個體的獨立存在價值,變宋儒“捆縛如楚”的被動接受爲“輕快灑脫”的自我感悟;也不再象程朱理學那樣唯重抽象思辯,而是立足於顯示生活,主動承擔對“愚夫愚婦”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王陽明的“心學”客觀上起到了“放縱人慾”的實際作用。於是明代中期以後,知識階層衝破程朱理學的束縛提出的思想觀點,淋漓盡致地發泄滿腔怨恨,無所顧忌地追求狂放不羈的名士風度,頂着“傷風敗俗”的罵名創作“淫詞小說”。

明朝滅亡原因揭祕:人慾的放縱也是其中之一 第2張

到明代後期,王陽明“心學”進一步分化。其中所謂“王學左派”更是明確肯定了“人慾”存在的合理性,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亦偏離了王陽明的軌道,所謂“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至於“異端之尤”的李贄,更是猛烈抨擊程朱理學,認爲《六經》《論語》《孟子》都是後人編造而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數也”。當時李贄的學說,產生了驚世駭俗的社會影響:海內無不讀先生之書,無不欲儘先生之書而讀之者。讀之不已,或並其僞者而亦讀之也。

從上可以看出,王學特別是王學左派在反對宋儒理學的極端時,自己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放縱人慾。

人慾放縱容易,要收斂就難。各種清規戒律要普通人去遵守,勢必會造成了許多“假道學先生”。但人們一旦找到了縱慾的理論,甚至形成了放縱慾望的社會風氣,想要匡正就更難了。明末社會“好貨”和“好色”形成了社會的潮流。一方面爲了追求物質利益,不擇手段。社會上的那些騙子採用的各種方法,可以說是當今社會同類騙術的祖宗,應有盡有,爲了物質利益而無所不用其極;士人們也毫不遜色,如“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善於撰寫祭文。其文價甚高,且一定須預付定金才肯下筆。他有位朋友父親逝世,想找他幫忙寫篇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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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後,文徵明竟異常痛苦的找到那位朋友,說:“你就先拿一錠銀子放在我案頭,這樣我才能看着它寫出祭文來,寫完之後,我就把銀子還給你好不好?”這則故事雖然出自野史,但也能反映當時社會士人的普遍心態。另外就是縱情聲色,社會各階層都趨之若鶩。在明代後期的那些擬話本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事例,如通姦、狎妓、集體淫亂等。

於是晚明社會風氣敗壞而不可收拾,士人們在憤激焦躁中如醉如癡。社會之糜爛,比《金瓶梅》中描述的毫不遜色。就是當時主張“寓教於樂”的馮夢龍,在其“三言”中也能發現許多這樣的記載。雖然馮夢龍的主觀意願有勸導的目的,卻在客觀上反而起到了引導作用。在李自成攻進北京後,馮夢龍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小說起到的實際社會功用,最後在憂憤中吐血而亡。

可見,社會主流思想對社會風氣的影響至關重要。在一個人際關係極度緊張和社會秩序異常混亂的社會中,統治者如果不能用正確的思想引導,那麼明朝的滅亡就是很好的前車之鑑,“殷鑑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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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滅亡的原因之:糧食耗盡

讀過不少明史,包括《明朝那些事兒》,發現一講到明朝滅亡,都大義凜然說,罪在政治黑暗與制度腐敗。這結論,你要琢磨,屬於“帝國行政史”,其實大而無當,不怎麼靠譜。

明代滅亡,清軍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李自成與張獻忠兩股農民軍。農軍哪來的?來自陝北延安。李自成與張獻忠都是陝北人,骨幹也以陝北饑民爲主。

爲何陝北鬧饑荒?因爲地主兼併土地,民不聊生?不對。陝北土地貧瘠,以小農爲主,地主不多。他們沒比普通農民多幾畝地,要是鬧旱災,他們也一樣束手無策。其實,饑荒的原因很簡單:明末人口逼近2億,而糧食增長的空間耗盡,難以負荷,各方面都出現崩潰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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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西北(特別是陝北)的軍人及預備役軍人很多,是明軍的兵庫。全世界,軍人都是必須安撫的,就是現在美國,招公務員也優先照顧退伍軍人。然而,西北明軍活得實在很慘。崇禎時,都督盧象升巡視邊防後給朝廷彙報西北軍人慘狀:“今逋餉愈多,飢寒逼體,向之拿錢借債,勉制弓矢槍刀,依然典賣矣。多兵擺列武場,金風如箭,餒而病、僵而僕者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絝者,有少鞋襪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實際上,明亡之前二三十年,部隊因爲欠餉譁變的屢見不鮮。

難道明朝官員沒腦子,故意開罪軍人?不是。農軍起義之初,總督楊鶴計劃招撫,出糧賑濟。農軍一聽政府有糧食補助,便偃旗息鼓,招撫受降,不鬧事了。但陝北多少人,多少張嘴,政府賑濟得過來?本來賑濟就杯水車薪,再碰上剋扣,“所救不及十一”。最後陝北義軍捲土重來,席捲南北,也就天下大亂,不可收拾了。

如果農軍是普通農民,政府或許可以動用職業軍人擊敗,但農軍的骨幹也是職業士兵,明軍就打不贏了。原因很簡單:同爲職業軍人,一邊是有飯吃的官軍,另一邊是快餓死的叛軍,你說誰的鬥志強?而且,官軍也鬧糧荒,不少官軍跟農民軍打着打着,餓極了,也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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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人類史上叫做“馬爾薩斯問題”。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認爲,人口增長必定高於糧食供應,最終導致人類大危機。而且他認爲,這個問題無法根本解決,就算糧食暫時增長了,人口也會跟着增長,但糧食不可能永遠增長,因爲土地和產量必定有限。那怎麼辦?一種辦法是節育,馬爾薩斯贊成這辦法,但在避孕藥和避孕套之前的明朝,節育只能當作社會奇談。另一種辦法,馬爾薩斯也說了,但不贊成,那就是打仗,互相殺戮,殺到最後,人死得差不多了,殘存者又可以繼續生活。

 很不幸,大明帝國只剩下這條路。

饑荒引發叛亂,反過來,叛亂又破壞秩序,秩序一亂,種糧食的人也就少了。這樣便是惡性循環:越亂,越沒人種糧食;越沒人種糧食,越亂。據記載,義軍狠,官軍也狠,雙方瘋狂搶糧,叛亂席捲的四川,最後吃光了糧食,吃光了農民,最後部隊內部互相殘殺,吃自己人的肉,慘不忍睹。

除了節育與殺人,大明帝國就沒有別的解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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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有。正在這時,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那就是花生、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當時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革命正在全世界進行。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印第安人培育的作物如番薯、玉米、馬鈴薯、菸草、辣椒等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國,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

對歐洲人來說,最重要的是1588年到來的馬鈴薯,馬鈴薯最先到達愛爾蘭,而且來的正是時候。愛爾蘭不適宜穀類生長,糧食問題向來嚴重。偏偏屋漏又逢連夜雨,英國人又殖民愛爾蘭,把好耕地搶走了,愛爾蘭人只能在缺水的貧瘠土地上種點東西餬口,經常鬧饑荒。馬鈴薯改變了這一切。愛爾蘭人發現,貧瘠的土地種出的馬鈴薯足夠養活家人和牲畜,而且不費什麼力氣。於是100年間,愛爾蘭人口從300萬猛增到800萬!德國、俄國和法國也大力種植馬鈴薯,從而結束了歐洲北部的營養不良症和週期性饑荒。原先,歐洲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因爲小麥在這裏長得很好,馬鈴薯的出現導致了歐洲政治力量的北移,這種影響持續到今天。

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則是花生、番薯與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這些作物,今天講起來平平常常,當年卻相當於好幾個“超級袁隆平”接連問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澇,耐鹼,適應各種土壤和環境,抗蟲能力強,產量極高,據記載:“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種數季。明代較好的水田也不過畝產720斤左右,平均畝產不過240斤。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土地養活的人口可以增加好幾倍!多出來的田改種其他作物,又能養活更多的牛羊豬狗。土地出產的糧食和肉類大大增加,人口膨脹的壓力也就大大減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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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約1530年到達中國,玉米是1531年,番薯則是1593年。它們到達中國東南時,明末大戰亂還未開始。如果崇禎皇帝真有眼力,發現這些高產作物的價值,及時引種到西北,緩解極度緊張的糧食問題,或許可以避免1644年的滅亡悲劇。

真正吃到大餡餅的是清朝。正是清朝的大力推廣,這些高產作物才遍植中國,導致從西漢末到明末從未超過2億的中國人口,在乾隆六十年達到前所未有的2.9億!

明朝覆亡、康乾盛世,它們的基礎,不是什麼帝王將相,而是玉米、番薯與花生,這就是“糧食政治學”了。讀史者不注意及此,整天揣摩帝王將相,那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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